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首先,本文通过对1997—2016年我国居民消费率的纵向时间序列进行比较分析,得出我国居民消费率在1997—2000年期间基本保持不变,而从2000—2016年期间先上升后下降;通过对2007—2016年我国居民消费率在省际之间的横向比较分析,得出经济发展相对较差的西部地区的居民消费率最高。通过对我国居民消费率和2010年类似发展中国家以及1997—2016年发达国家、“金砖国家”相比较分析,由此可见,我国居民的消费率在世界上也处于较低的水平;通过对1997—2016年我国政府干预程度的纵向时间序列进行比较分析,得出我国政府干预程度存在阶段性的上升,对宏观经济的调整也越来越深入;通过对2007—2016年政府干预程度的横向比较分析,得出结论认为,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差的西部地区的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东部地区的政府干预程度较低。通过对我国政府干预程度和2010年类似发展中国家以及1997—2016年期间发达国家、“金砖国家”相比较,得出我国政府干预程度在世界范围内并不算高,处在中下游的水平,但是增长速度较快,与其他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随后,本文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政府干预程度对居民消费率影响的研究。理论分析得出政府能够通过经济干预、行政干预以及法律干预等方式对居民消费率进行调节和指引,其中政府以经济干预为主,经济干预能够通过收入以及预防性储蓄两种机制影响居民消费,收入传导机制为:G↑=>Y↑=>C↑,预防性传导储蓄机制为G↑=>S↓=>C↑。在实证分析中,通过收集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VIF检验、单位根检验、差分GMM估计、自相关检验以及Sargan检验等,实证分析政府干预程度对我国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最终得出量化数据,实证分析得出的结果与前文理论分析结果相契合,即:政府干预程度对居民消费率有正向影响,可以通过政府合理干预来提高我国居民消费率。此外还得出了上一期居民消费率、城市化率、儿童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以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居民消费率也呈正向关系,而通货膨胀率与居民消费率呈反向关系。最后,在前文理论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就如何在政府干预的背景下对提高居民消费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1、加强政府支出力度,培养居民消费意愿;2、加强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提高整体居民可支配收入;3、促进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