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加紧了侵略中国的脚步,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国民党逐渐放弃了“攘外安内”的政策,接受了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与共产党达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国民党为了应付抗战的需要,于1938年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纲领》以三民主义作为核心思想,内容包括总则、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运、教育7个方面,体现了国民党争取抗战胜利、建设三民主义国家的目标。桂林在抗战时期一度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得益于国民党中央派系和新桂系的政治势力斗争,桂林拥有其他国统区无法比拟的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加上新闻通讯社、印刷业等物质方面的发展,吸引了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前往桂林从事新闻活动,他们为桂林报界营造出抗日救亡的先进思想环境,促进了桂林报界的蓬勃发展。桂林报界在抗战期间遵循《抗战建国纲领》的精神,创办了一批为宣传《纲领》而生的报刊,同时,地方性综合舆论机器对于“抗战建国”也给予了密切的关注以及多角度的报道,完成了对于《纲领》的宣传。桂林的报纸出版众多,出版的报刊影响力巨大,其中《广西日报》和《扫荡报》作为代表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系和中央派系的报纸,在抗战期间通过报纸时论对“抗战建国”运动中的各个问题进行思考,成为了“抗战建国”思想的宣传渠道和话语载体。两份报纸在《抗战建国纲领》的指引下,批判破坏抗战的汉奸群体,号召民众进行抗战动员,呼吁战时社会节约。他们基于舆论的责任以及报人的自觉,围绕“抗战建国”中出现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探讨:对肃清贪污、战时民主政治建设、宪政实施等政治建设问题有着不同程度和不同视角的思考,为战时民主改革、政治建设提供了方向;对西南经济建设、战时工业建设、广西经济建设等经济建设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为战时社会经济稳定提供了思路;对战时教育制度、国民中学制度等教育建设问题进行系统的阐述,为战时教育发展和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础;并对国防科学、国防文化等国防建设问题进行了探究。最终形成了桂林报刊时论对于“抗战建国”的主张。《广西日报》和《扫荡报》体现了两份代表国民党政治利益的报纸,通过“抗战建国”的主张,完成了国民党政治舆论宣传的任务,但由于两份报纸代表的国民党派系不同,《广西日报》和《扫荡报》对于“抗战建国”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差异,《扫荡报》的主张更贴合《纲领》的要求规定,《广西日报》则将“抗战建国”的思想运用在广西建设的问题上,留下了带有广西地方性色彩的“抗战建国”主张。但两份报纸都对于抗战时期的社会产生了舆论影响力,对于坚定抗战信心、激励民众抗战产生重要的影响,推动了桂林的抗战和地方建设的工作,为“抗战建国”运动做出了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