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主要从传播学视角较为深入地分析了莫言与媒介之间的关系。作家与媒介统一在文学的创作与传播之中,二者相互融合又相互排斥,是一种动态的,相互制约与相互协调的过程。莫言作为当代文学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透过对他与媒介关系的系统考查,可以将作家与媒介的关系梳理清楚,并且看到当前文学与作家在媒介中更为完整、现实的生存状态。本文尝试系统地运用传播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问题,希望论文在拓展中国当代文学传播的广度与深度等实践层面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研究价值。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首先从传播学对文学产生影响的角度,对文学传播研究的概况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在媒介理论与文学社会理论的指导下,通过与当前诸多作家的对比,本文明确了以莫言作为中心探讨作家与媒介关系的原因与价值。首先,我们认为文学媒介并不单纯指向“物”的层面,还包括组织以及多种与文学传播相关的社会要素,并且文学活动存在于社会现实之中,文学的创作、生产、流通、消费都具有其特殊规律。作家在文学创作与传播过程中必然要与不同媒介为主体的社会现实发生关联,而被媒介包围的社会现实对作家与文学本身也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作家的成功与文学的突围依赖于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有效调整与运用。与当代其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作家如余华、贾平凹等相比,莫言的成功除了他在创作上的特殊性外,还由于其在传播方面对传统观念的继承与突破。我们从媒介角度审视时会发现：莫言在处理与媒介的关系时充满技巧与智慧,形成了错落有致的多媒介传播格局；媒介对莫言而言,无论在其成长、创作还是形象塑造方面都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第一章主要梳理了从20世纪初至80年代中期,作家与媒介的关系。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大众媒介出现后,作家与媒介就构建起了复杂的关系类型,成为文学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社会与时代发展要求作家与媒介建立密切联系。一方面,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大量的科学知识与思想文化都是通过现代传播媒介进入中国的,近、现代知识分子大多是通过现代传播媒介接触到这些思想源流。因此在进行文学启蒙运动与思想启蒙运动之时,运用大众传播媒介实现这种理想就成为了自觉行为。作家们对大众传媒的兴起表现出极大兴趣,接触媒介成为了一种生活习惯,在大众传媒表达自己,也自然成为理所应当的文学行为。另一方面,以启民智、开风气为主要内容的启蒙运动要求面向更广泛意义上的平民大众,因此与大众接触最为紧密的渠道——“大众传媒”就成为必然选择。其次,中国职业作家是在近代出现的,这些职业文人多以稿费作为生活的主要来源。近代传媒业的发展催生出稿费制度,近代报纸、杂志的繁荣为文学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生存空间,也为作家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按照需求理论,当基本生存得到保障后,作家便可以在媒介中实现“自我”的确立。通过带有主动传播意识的广告、论战等形式与手段,作家可以确立自己的在文学与社会中的位置。现代作家还具有更加崇高的社会理想与使命感,这种理想与使命不仅限于文学层面,作家作为人文知识分子需要深切介入时代变革的洪流之中。于是作为文学媒介承载内容的主导者或直接作为媒介刊物编辑的“把关人”,是实现这种理想与责任的最佳选择。新中国成立后,文学传播进入到一个相对整合的时期,传播制度的改变使媒介环境变得更加纯粹,政治宣传成为媒介的首要功能。作家与媒介的关系变成为简单、直接的从属关系。“文革”时期,出现了一系列更具时代特征的媒介形态,放大了媒介的政治宣传功能。但该时期文学传播的“潜在”渠道,如手抄本、朗诵沙龙等使作家与媒介形成了另一种关系。“文革”结束后,短暂的“文学热”将作家与媒介再次平等化及精英化。但随着大众传媒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新型”关系开始变异,不断朝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从上世纪80代中期起,走上文坛的莫言便开始参与并构成了作家与媒介关系的全过程,直至今日。本文在论述梳理过程中以时代与媒介类型为依据,突破了以往多从内容角度分析的局限,将作家与媒介的关系做了综合性总结。莫言等当代作家与媒介的关系具有“五四”时期的部分特点,这表明了二十世纪文学的整体性与连续性,却也暴露出当代文学与当代作家在适应新媒介环境方面由于过多墨守成规而出现的问题。第二章到第四章详细探讨了莫言与媒介之间的关系。第二章主要论述印刷媒介对莫言的影响。首先,当代文学存在的媒介土壤依然是以纸媒为主,文学报刊占据主阵地,图书出版则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文学批评确立了莫言的作家身份,通过对莫言各个时期的整理可以看到评论声音里不同的莫言形象。从“怪才”作家,到叛逆作家,到时常刺激人们感观的“争议”作家,再到成熟稳重的知识分子作家。文学评论在参与莫言制造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从发现者与引导者,慢慢变成并行者与追随者。这种媒介方式代表文学所拥有的权威与特殊“场域”,作家也在由这种媒介构成的环境中实现了自我确立。其次,大众传媒参与到作家形象的构建之中,大众传媒根据自身与市场的要求,塑造出具有不同特点的作家类型。莫言在大众传媒中的形象渐渐清晰,并被不断重塑着,形成了不同意义的文化符码：从作为文学大师与文化符码的莫言,到作为公共话题的莫言；从作为娱乐焦点的莫言,再到获奖后作为有权威的明星与品牌的莫言。这些形象与文学期刊所塑造的莫言形象具有相同之处,也有更多不同之处。文学事件、不同奖项、个人故事、书展活动等,都是进入大众媒介视野的话题。大众传媒制造出的“莫言”,因时因势之需而不断改变,对作家的关注大于对作品的关注,对作品外围的关注大于对作品本身的关注。以互联网为首的新媒体,是个狂欢的领地,通过监测我们发现,集合了不同声音的网络像万花筒一样呈现出五颜六色的莫言。第三章主要从作家角度,分析了莫言的主动传播方式,以及在多媒体时代莫言进行积极互动的传播姿态。莫言最主要的传播方式之一是演讲。通过个性化的语言、有趣的故事、良好的互动,莫言塑造了自己独特的作家形象,很好的传播了自己的文学主张与作品。莫言还接受多种访谈,采访中所呈现的主体姿态是谦虚谨慎、宽厚温和,沿袭了他演讲的风格。但访谈的内容重心与塑造形象的方向却发生变化,更多侧重于表现他的真实生活与文学创作的基本过程。可以看出,莫言在大众传播中有意识通过多种方式确立与坚持自己的形象。文学写作的乡土姿态、谦虚睿智的长者风范、勇于反思历史与批判现实的名士气节,都在他的一言一行中彰显出来。在各种媒体面前,莫言从不沉默,积极参与各种媒体互动。对专业的文学批评既不背离又不苟同,接受批判又特立独行。他对新媒介保持兴趣,通过开设微博、参与网络访谈与互动等方式,表现出自己的开放心态,但传统作家对新媒体的介入往往不能持久,回归纸质是大多数人的选择。第四章我们主要从文本角度出发,对莫言的文学作品以及作家传记进行了深入考查,尝试发现当前媒介对作家创作的辐射与衍生影响。莫言在文学上的成功离不开编辑与出版人的影响与帮助,他与这些文学“把关人”的关系,承袭了“五四”以来的文人传统,又颇具个人色彩。深入的媒介接触体验与记者从业经历对莫言的创作有较大影响。在作品中莫言对媒介的态度不尽相同,对大众传媒带有更多的批判色彩,而对于传统的口头传播等传播方式却保有相当浓厚的依恋之情。不仅如此,让莫言成为世界瞩目作家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张艺谋改编的电影作品《红高粱》莫言靠近与远离影视媒介,是当前文学与影视既对抗又依赖关系的生动写照。对莫言与媒介关系的细致研究,可以看到作家在当前文学传播范畴内的共性与特殊性,也透视出当代作家在面对媒介时的复杂心态,而文学媒介与大众媒介对作家产生影响的指向是不同的,两者又都具有自身难以避免的局限性。第五章对莫言与媒介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总结与反思。媒介环境的变化是莫言自身成长与文学创作的重要影响因素,作家的媒介接触行为与满足状态,甚至决定了作家的发展路径与创作风格指向。我们从结构与功能的角度总结了作家与媒介的关系。一方面,媒介作为构成环境的重要元素,对作家具有外在层面上的影响；另一方面作家作为人文知识分子阶层,不同于普通民众,他们更具有知识精英与意见领袖的作用,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对民众的观念进行引导与教育,从而影响媒介传播的内容与方法。作家代表的是较为宏大的“文学场域”,与媒介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阶层或者经济形态阶层都具有平等对话的能力与权力,甚至可以对媒介产生直接或间接性的干预,从而实现双方的动态平衡。作家的传播意识具有本能性,但在传播中却由于媒介的局限与自身非理性的原因,会受到多重阻碍与束缚。成功的作家都具备优秀的传播意识,莫言以其素朴及略带狡黠的传播意识建立起自己的传播原则和体系。当代作家需要提升对媒介的理解,形成开放的多媒介传播意识。文学传播的过程,需要多种特殊媒介与手段的参与,教育是其中经常被忽略、也是存在问题最多的一个,文学因教育的工具性而受到制约,于是作家的集体性突围显得很有必要。在多媒体的世界里,影视虽然是极好的传播方式,却也在当前受到多种现实瓶颈的困扰,作家与影视像两只刺猬,在经济环境的影响下显得焦急而痛苦。不仅如此,时政生活类杂志以其独特的文学审美指向在当前受到诸多人的关注,而纯文学作家与文学在其中的缺失不仅有自身的原因,更多的是受到杂志主编等“把关人”的复杂心态影响。莫言成功的的启示还在于,莫言及其作品成功的实现了跨文化传播,但如何在当前语境成功实现中国文学的跨文化传播,应该是全社会与整个文学体系的责任,而不单单只是局限在作家的个体行为里。本文通过对作家与媒介关系的总结,进一步明确了两者之间的规律与模式。由于作家作为特殊的行为主体,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而媒介的发展又是千变万化,则需要在具体的语境中把握两者之间的确切关系。透过对两者关系的理性审视,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传播的系统性要求。作家与文学整体在当前的突围与繁荣不能仅依靠某一种传播方式与媒介,更不能仅通过某一方面的文学活动而实现,而应是全部与文学相关的媒介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莫言将作家与媒介关系把握得恰到好处,这种关系合乎现实的媒介环境与时代特点,又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这对我们深入研究中国文学与当代作家如何进行有效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