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的仪式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仪式不但能从多角度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情况,也能用来探究古人的思想观念。大多数学者在研究晚商社会时会偶尔提及这一问题,但并未给予足够的篇幅进行专题性研究,尚有研究的空间。本文以殷墟为例,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运用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方法,结合古文字和文献材料,对殷墟仪式有一个全面的分析,并试图探讨仪式遗存所反映出的深层次社会问题。在仪式的考古学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在众多的考古遗存中辨识与仪式相关的遗存。本文首先评述了目前学界使用较多的甄别方法,主要有仪式要素分析法和逻辑分析法两种,并将两种方法结合使用,对殷墟的仪式遗存进行了有效甄别,整理出在殷墟宫殿宗庙区、王陵区、小屯北地、小屯西地、小屯西北地、小屯南地、后岗、苗圃北地、大司空村、张家坟、白家坟东地、王裕口南地、孝民屯、刘家庄、四磨盘、薛家庄南、东八里庄、梅园庄、花园庄、北园庄、殷墟西区等遗址均发现有相关仪式遗迹。社会中通常存在多种仪式类型或系统,不同种类的仪式可能和不同的世界观、社会组织和自我意识等有关,因此有必要对仪式进行分类讨论。本文在已经识别出的仪式遗迹基础上,按照考古出土情境,选取了其中具有典型性的宗庙王陵类、建筑营造类和手工业作坊类三类仪式进行分析。并对各类仪式的举行过程、仪式用品和地点选择等进行了讨论。宗庙王陵类仪式使用的仪式用品种类最为繁多,且使用了一些当时最为珍贵的野生动物,仪式用品在绝对数量上也明显多于其它两类仪式,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成人人牲,几乎主要出土于该类仪式中。建筑营造类仪式使用的仪式用品种类和绝对数量均少于宫殿王陵类仪式,但远多手工业作坊类仪式,可见建筑营造类仪式的重要程度可能高于手工业作坊类仪式。建筑营造类仪式中倾向于使用儿童、成人人牲、狗、陶器、羊等。手工业作坊类仪式所使用的仪式种类和数量十分有限,仅使用了少数的几种仪式用品,目前发现的仅有人、马、牛、猪四种,最倾向于使用牛、马等动物牺牲。仪式用品是体现仪式举行者和仪式对象之间关系的重要媒介,也是仪式举行者实现其诉求的一种途径。在对仪式用品的种类进行分析时,本文采用的主要是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两种统计方法。从殷墟发现的仪式用品来看,绝对数量中成人人牲、青铜器、陶器最为突出,动物牺牲中羊、狗的数量较多；出土概率中以成人人牲、儿童、狗和马居多。商人对仪式用品的种类选择,主要遵循了仪式用品的洁净性、仪式用品的重要性、仪式对象和仪式用品功能的差异等标准。在卜辞中,有记载祭祀过程中具体的活动动词,如伐、埋、卯、沉等,部分活动在考古遗存中也有所体现,可以看出商人对仪式用品曾采取过一系列的处理方式,主要有斩首、肢解、毁器、焚烧、铺洒朱砂、土埋等。仪式用品的获取方式,根据产地不同可分为外来和当地自给两种,前者又可细分为纳贡、战争和田猎等。纳贡的仪式用品主要有人牲、动物、龟甲、玉器、青铜器、朱砂等,战争可获得人牲,田猎可获得兕、鹿、麇、兔、虎、豕、虎、狐、猴、雉、隹等动物。“仪式密集度”这一概念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有些社会或特定历史时期的仪式会比其它的频繁。通过ArcGIS软件的“点密集度”功能,可以得出仪式遗存的分布以及仪式密集度等信息。殷墟的仪式地点主要集中在了两个地区,一是小屯宗庙宫殿区和小屯村附近所形成的仪式区域,向东向南可影响至大司空村和花园庄遗址；另一个是以王陵区为中心的区域。这两个区域的仪式密集度明显高于其它遗址,说明在这两个区域举行仪式的次数较为频繁,而且具有更高规格和更多种类的仪式用品、更为繁复的仪式用品处理方式、更多的仪式次生情景等,应当是当时殷墟的两个“仪式核心区”。仪式核心区的仪式用品处理方式具有一定的“表演性质”。仪式在晚商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宗教思想、政治目的和社会作用三个方面。商人举行仪式旨在索取某种回报,特别是当商人在面对灾难等重大转折时,仪式活动往往能减少或释放出人们内心的恐慌与忧虑。商人举行不同仪式都有不同的诉求,这些诉求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宗教思想观念。祭祖仪式可以保佑农作物丰收、战事顺利、减少灾祸等；建筑营造类仪式可以减少风等自然灾害对建筑行为的影响,使得需要建造的房屋坚固稳定；手工业作坊类仪式可以让手工业生产活动顺利。商人举行的仪式往往也含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已经建立起的社会秩序会在各类仪式中体现并反复重演。商代的国家形态是一种方国联盟式,商王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希望建立持续而稳固的联盟集团,其中较为重要的一项举措就是建立统一的思想意识体系,以此形成强烈的认同感,增强彼此之间的凝聚力,促进联盟集团的团结,仪式便是形成商人自我意识的有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