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社会转型不断推进，在经济领域中涌现出大量的金融创新，其中一些创新风险很高甚至非法许诺高额利息回报。2015年，全国非法集资新发案数量近6000起，涉及金额近2500亿元，涉及群众数量达到150万人;2016年，全国新发非法集资案件5197起、涉案金额2511亿元，亿元以上案件超百起;2017年，全国共立案侦办非法集资案件5052起，涉案金额1795.5亿元。因非法集资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性质也越来越恶劣，一些非法集资群体性事件甚至变成重大、特大恶性公共冲突事件，严重威胁社会和谐与稳定。　　公共冲突问题的严重性、综合性和复杂性迫切需要强化公共管制和履行多主体责任。公共冲突事件治理通常涉及多个层面与层次的政策单元，意味着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多种形式的博弈。公共冲突的有效治理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机制，政府是公共冲突治理的主导力量，促进利益整合和治理机制平衡应当成为制度创新的总体目标。创新与改善公共冲突事件的治理机制是政府的重点职能领域，破解公共冲突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困境应对棘手问题是政府公共治理创新的关键议题。　　本文在对公共冲突和公共冲突治理理论进行阐述的基础上，以Y市X公司非法集资群体性事件治理为实证对象对政府治理非法集资群体性事件进行案例研究，对非法集资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困境及原因进行分析，基于科多拉·赖曼的公共冲突治理的三种冲突管理路径探讨非法集资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路径及相关政策保障。　　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章是绪论。主要阐述选题的背景及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研究内容及创新点等。第二章是基本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阐释。主要是明确非法集资群体性事件的相关概念、阐释公共冲突相关理论。第三章是典型案例分析。选取Y市X公司非法集资事件为研究对象，对Y市处理X公司非法集资群体性事件的过程进行分析，从中得出非法集资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困境。第四章是非法集资群体性事件治理困境的原因分析。针对第三章中分析出的治理困境，从缺乏科学的治理意识与理念、缺乏健全的非法集资治理法治体系、缺乏高效的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缺乏完善的金融环境体系等方面分析产生治理困境的原因。第五章是非法集资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路径分析及政策保障。根据公共冲突理论，提出非法集资群体性事件的三种治理路径，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