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探究“文化例外”在国际贸易中适用困境的原因,具体分析其在WTO与UNESCO两个体制下的适用情况,总结所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寻求合理对策,改善“文化例外”适用的困境。本文除导言、结语外,设有如下四章。第一章为““文化例外”在国际贸易中适用的问题”。本章首先对“文化例外”的性质及含义进行界定,其次从国际上关于“文化例外”最广泛的争论出发,通过驳斥反对者的主张,以明确“文化例外”的本质与价值意义,认为其是值得被拥护和坚持的。由于“文化例外”的适用对象是文化产品,而国际法律文件中并未对文化产品的范围作出明确界定。通过联系相关权威文件,可以推断文物不属于文化产品,从而排除与文物保护相关法律的研究。由于文化产品具有多样和集合的特点,具体一类属于货物还是服务需要具体分析。从WTO既决案例来看,一项措施可能同时适用文化货物贸易规则与文化服务贸易规则。数字文化产品具有无形性,是否与传统文化产品一样涉及贸易义务的履行,专家组就具体案件往往依据条文解释作出认定。最后,引出本文研究的重点,即“文化例外”适用困境的直接原因在于WTO法律体系缺乏对文化产品的特殊保护以及UNESCO无法为“文化例外”提供有效支持。第二章为“WTO中与“文化例外”相关的规则及分析”。WTO法律体系中与“文化例外”相关的规则包括GATT1994第4条放映配额、GATS承诺表与豁免清单、GATT1994与GATS的“公共道德例外”。在多方博弈下,GATT1994第4条作为唯一直接体现“文化例外”理念的条文被保留,但适用的范围仅限于“为供影院放映的电影”,无法为其他文化产品提供例外支持。成员方虽然可通过GATS承诺表与豁免清单中对文化产品免以承担国民待遇义务,但这种例外的适用有期限限制且以作出其他领域的补偿为代价。公共道德的内涵可由成员方自行解释,这看似有利于实现“文化例外”的效果,然而其严苛的适用标准,使得援引该条存在困难。由于WTO现有规定对文化产品保护不足、WTO内部环境变化及成员的分歧,在WTO目前的法律体系中难适用“文化例外”。第三章为“UNESCO中与“文化例外”相关的规则及分析”。UNESCO法律体系中体现“文化例外”的规则包括《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公约》,但前者不具有事实上的拘束力,后者并不直接规范文化贸易,故为“文化例外”提供的支持有限。又因为《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公约》与WTO相关规则存在冲突,使得其在后者争端解决机制中的适用显得较为困难。第四章为“改善“文化例外”适用困境的对策”。首先,立足于WTO和UNESCO的框架,尝试于其中作出一些变通适用,如在WTO框架下建立文化贸易专门委员会,建立WTO与UNESCO《公约》的程序连接。另外,基于对国际贸易规则发展趋势的判断,寻求区域及双边贸易协定合作已然成为目前文化贸易合作谈判的主场地。我国应当在国内文化基本法制定中体现“文化例外”,并在区域或者双边贸易协定谈判中主张数字文化产品的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