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对周作人及其创作的影响呈线性形态。从时间的维度看，往前溯至《诗经》，往后推到清代笔记，古典文学的发展曲线与周作人的思想及创作发展、转折脉络呈现出惊人的重叠状态。本文分为七章：第一章阐释了《诗经》之“民”的思想，促使周作人在20世纪初为文学革命贡献了“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等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学主张；第二章考察了《论语》中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如何既让30年代以前的周作人对文学革命、对时事高谈阔论，也成为30年代以后周作人走向消沉的一个理由；第三章论述了诸葛亮在《出师表》等文赋里所体现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之“忠武”精神，如何成为周作人五四时期“浮躁凌厉之气”的主要来源；第四章进一步阐释了由于周作人既追随诸葛亮“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又追摹陶渊明闲适平淡的脚步，两足并行，才塑造成集“叛徒”与“隐士”于一身的周作人；继而考察了后来与诸葛亮精神渐行渐远的周作人，如何在没了“浮躁凌厉之气”后，追求闲适平淡，过起隐士生活；第五章论述了周作人如何以颜之推的“苟全性命于乱世”为托词，遁入书房并最终于1939年附逆；第六章从周作人对唐宋八大家与桐城派的批判与对公安、竟陵的推崇出发，论述了周作人主言志而绌载道文学理论的诞生，更由于逃避现实、脱离生活，其散文很少能真正做到抒发自我的性灵，所谓“性灵小品”也大量呈现为“文抄公”体散文；第七章通过总结周作人对于“草木虫鱼”的态度，从30年代初的由自然观察人事，到解放前的只重考证，再到建国后的纯粹状物小品，重点论述了清代笔记中的“花木”对解放前后时期的周作人消沉状态的影响。最后是结语，总结了古典文学对周作人影响的基本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