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随着中国与欧盟国家关系的日益重要,中国与欧盟各个国家往来逐渐频繁。在对外交往过程中,经济贸易的交流必然伴随着文化的沟通和互识。这就需要知识界学术界对异质文化之间有效的交流和沟通提供知识和理论上的智慧支持。在研究过程中,把欧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讨论研究固然有其必要性,但是对于欧洲不同国家的个案研究更加重要,只有基于此才能够更好地认识、理解对方,尽量避免负面的、消极的误读和曲解。因为芬兰自身的历史发展特点,以及中芬交流中的历史因素,在研究中仅仅套用中国与欧洲其他国家文化交流中的模式来解释芬兰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并不适用,而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和具体的国际关系背景下察看芬兰对中国的接受和理解。本论文《芬兰的中国文化翻译研究》以北欧国家芬兰为对象,从学术上梳理芬兰对中国的认识和中国文化在芬兰的翻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长期以来对于芬兰与中国文化交流研究的不足。笔者将芬兰的中国文化翻译研究论题锁定在中芬文化交流史的大范围内,先做基础的历史梳理,厘清中国与芬兰文化交流和影响史,清楚掌握中国文化向芬兰传播的历史轨迹,辨析各个时代中芬文化交流的特点。在大量收集芬兰与欧洲有关中国文化译介和著作第一手资料以及比较全面掌握国内欧洲汉学研究现状的基础之上,以历时性研究为手段,梳理了芬兰语境下自20世纪上半期直到今天对中国文化的译介情况,主要梳理了芬兰语的中国文学哲学作品译介情况。通过对译者背景、译介源语言以及芬兰国家发展状况和国际关系几个方面的考察,阐释了芬兰的中国文化翻译所具有的独特之处,以及芬兰各个时期翻译的特点。采用阐释学、译介学理论对跨文化、跨民族的文学翻译活动进行分析。以中国诗歌翻译为个案研究,分析了芬兰在诗歌翻译过程中的变化,以及芬兰翻译学界在受到欧美意象派诗歌理论的影响下对中国诗歌的“创造性叛逆”译介。通过芬兰翻翻译中译介语言的变化,从一个角度分析芬兰受欧洲其他国家汉学的影响以及芬兰自身的汉学发展。同时,与芬兰文化交流的国别研究对“非中心”的国家研究有普遍意义。不同于其他欧洲的中心国家,芬兰从地理位置到政治发展,从经济实力到文化渊源,一直处于欧洲的非中心、边缘的地位。所以作为典型的边缘国家,芬兰语境下对于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接受与其他欧洲国家有着巨大的区别,有着与中心国家不同的性质和特点。本论文试图认真以芬兰为例辨析欧洲各个民族与国家对中国的理解和认识,研究其具体的历史过程和文化特点,真正总结出欧洲各个不同国家自身对中国文化接受的规律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