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身处多种族美国社会的亚裔/华裔美国人而言,身份认同一直是核心问题。纵观历史,亚裔美国人也一直致力于成为美国社会的真正组成部分。美国华裔人群生活在两种文化之间,他们必须进行文化选择以建构自我身份,因此作为美国华裔生活的体现,美国华裔文学作品再现了美国华裔身份建构尤其是文化身份建构的复杂性。在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身份书写,尤其是文化身份的书写成为关键词之一。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美国新的移民法和《民权法案》的颁布,亚裔美国人运动达到了高潮。为了对抗主流社会的种族歧视与不公,许多美国亚裔社区利用其特殊的“亚裔美国人”身份来加强政治团结和文化民族主义,这在文学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与此同时,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取代了最初的“熔炉”思想,然而其却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霸权主义。因此,在此期间产生的大量亚裔/华裔美国文学作品开始真正地关注文化身份问题。换言之,文化认同仍然是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的重要主题。作为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的代表作家,汤亭亭、谭恩美和任璧莲关于文化身份认同的思考值得深入研究。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汤亭亭、谭恩美和任璧莲三位作家都在作品中思考了文化身份问题,但学界主要将其作品中的文化认同问题归为抵抗、迎合或者是两者兼有。这也就简单化了美国华裔文学中文化身份问题的研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美国华裔文学中的文化身份问题,学界需要新的视角。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离散研究和跨国民族主义理论为族裔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由于文化身份和世界主义都关注“差异”（difference）,世界主义也成为了解读美国华裔文学的新视角。古希腊哲学家狄奥根尼是最早提出世界主义思想的。随后,世界主义经历了漫长岁月的变迁,并在全球化的推动下逐渐成为了一种观点和意识形态。当代世界主义研究已经活跃在不同的学科领域。文学领域也自1990年代开始运用世界主义的概念。至今为止,大量的文学批评研究在世界主义研究中取得了不少成果,世界主义概念在文学研究中的运用得到了肯定。本文从关键词“差异”出发,用世界主义的视角重新诠释了汤亭亭、谭恩美和任璧莲作品中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如下的研究问题:通过世界主义的理论框架来研究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中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是否可行?三位作家的世界主义的特征是什么?美国华裔文学中揭示的世界主义对世界主义的整体发展有何贡献?本文是如何帮助理解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和散居研究中的世界主义?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采纳了全面的历史和个人的背景分析以及详细的文本分析。本文对三位作家及作品的背景和文本分析紧扣世界主义关于“差异”的核心理念,也就是发现差异,如何处理差异,拥有一种共同危机并可以解决危机可能性的意识,以及一种共同责任感。本文聚焦于三位作家所体现出的世界主义的不同特点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汤亭亭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越南战争时期长大。随着“战争”成为她生活经历的关键词,“和平”也因此成为了她世界主义思想的精髓。在《女勇士》中,汤亭亭把母亲英兰（Brave Orchid）树立为榜样,因为英兰从不惧怕差异。相反地,她的月兰阿姨（Moon Orchid）是一个被差异打败的典型。在《中国佬》中,汤亭亭将家中男性亲戚视为榜样,因为他们时刻准备好面对差异,并积极成为美国历史的一部分。在《孙行者》和《第五和平书》这两部作品中,汤亭亭通过描述主人公维特曼·阿辛（Wittman Ah Sing）对差异的理解和对差异的态度来展示其世界主义思想的发展。汤亭亭世界主义思想并不止步于文本,在现实实践中,汤亭亭组织的退伍老兵写作工作室也表达了她追求和平的世界主义思想。年轻的谭恩美就经历了父亲和哥哥的不幸离世,此后她不得不忍受与母亲紧张的关系。更加不幸的是,在随后的生活中她相继遭受了失去亲密朋友的痛苦。通过“死亡”和试图与母亲重建良好关系的尝试,谭恩美逐渐树立了以爱为中心的世界主义思想。小说《喜福会》首先展示了谭恩美对全球化的认知与拥抱。其次,通过书写友爱、母爱和情爱,小说展示了充满希望和爱的世界主义。同样,《灶神之妻》展示了谭恩美的全球化认知,并通过描述不同人际关系之间的故事（夫妇、朋友、父母和孩子）来关注希望和爱的主题。《沉没之鱼》从三种不同的关系形式（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国家与国家）描述了各个层次的差异,可以被看作是展示了谭恩美最为成熟的世界主义思想的作品。通过阐释差异、提出解决方案——爱,谭恩美为读者展示了世界主义的核心。任璧莲出生和成长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她在犹太社区的独特成长经历激发了她对文化身份认同问题的浓厚兴趣。尽管她并没有像第二代华裔美国人那样产生对身份问题的困惑,相反,她着迷于文化本身,尤其是文化差异。她认为身份是流动的,而不是固定的身份。东方（以中国为例）和西方（以美国为例）之间的差异是她一贯探索的主题,也是其世界主义思想的核心。任璧莲的小说《典型的美国佬》、《谁是爱尔兰人?》和《世界与小镇》中的个体人物形象揭示了她“独立/相互依赖的自我”的基本概念,即东西方之间的根本文化差异。从汤亭亭到谭恩美再到任璧莲,她们的世界主义思想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拓展和延续。具体而言,汤亭亭的世界主义局限于20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的唐人街;谭恩美虽然已经脱离了中国影响的因素,但仍然受限与其20世纪五十年代后的生活;任璧莲的世界主义则较为成熟、完善,任璧莲生活于20世纪六十年代后,她不再受制于时间和空间,因而她的世界主义思想有了更多的自由。另外,本文发现三位作家世界主义思想的形成既有先天也有后天的因素。虽然她们都有着中国文化的根源,但由于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等不同的物质条件,她们体现出不同形式的世界主义。历史背景对其世界主义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在三位作家身上发现的世界主义不是一种身份认同,这种世界主义也不具有政治属性,而是一种道德文化倾向。本文是在全球化背景中对华裔美国文学进行的新探索,本文对华裔美国文学中世界主义的存在和定位也验证了学界对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早期讨论。美国华裔文学参与讨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可能性,其世界主义特征使其拥有了与世界文学相媲美的地位。美国华裔文学的世界主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为在世界主义框架下展开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实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