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现有农民工2.865亿人,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进城的农民工并未得到预期的经济收益和社会保障,而且其应有的权益也常常受到损害。农民工遭受的不平等待遇,与我国现代城乡发展严重不平衡以及曾经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等带来的针对农民工歧视有关,例如雇佣歧视、制度歧视及社会歧视等,其中工作保障及工资待遇不公平等属于雇佣歧视表现,雇佣歧视是影响农民工城镇工作和生活稳定以及阻碍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歧视之一。雇佣歧视是指具有相近或相等条件的求职者,因某些与职业内在需求无关因素而在求职过程中不能享有平等就业机会,以及在工作过程中所遭遇的职务升迁、工薪和工作保障等方面的不公平待遇,而使其公民平等权利受到侵害的现象。农民工雇佣歧视在我国企业中普遍存在,根据挫折-攻击理论、压力源-消极情绪-越轨行为模型以及“以牙还牙”的消极互惠原则,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因此,农民工感知雇佣歧视越严重,其产生的不良情绪及反生产行为也就越严重。以往学者对雇佣歧视的定义、原因及危害等均有不同程度的阐述,并从宏观因素、组织限制、工作特征等角度分析了其引发反生产行为的作用机制等。但是,(1)有关农民工雇佣歧视影响反生产行为的机制仍未阐明,例如,其是否通过工具性动机路径影响农民工反生产行为,在此过程中受什么样的条件因素制约?目前仍缺乏实证研究报道。而有关机理研究,对于揭示农民工雇佣歧视影响反生产行为的作用规律,以及制定相应解决对策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研究必要。(2)我国农民工雇佣歧视多从宏观因素方面进行分析,例如“我国劳动力市场雇佣歧视现象分析”等。而从微观数据进行研究,不仅可以解释调节变量在雇佣歧视影响反生产行为中的作用方向、程度和途径等,还能从中找出更多有价值的规律,为企业和政府有的放矢地解决相应雇佣歧视问题,提供强有力的实证研究基础。因此,针对现有农民工雇佣歧视研究不足,在梳理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本论文聚焦于雇佣歧视对农民工反生产行为影响机制研究,将工具性动机和消极情绪纳入雇佣歧视影响农民工反生产行为模型研究,并从领导牺牲行为、个体归因风格等角度探讨了调节变量的作用。研究通过实地调研回收了1431份有效调查问卷,利用AMOS17.0及SPSS20.0等统计学软件,多项回归等统计学方法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在控制了性别、年龄等变量基础上,检验研究假设。获得如下主要研究结论:(1)构建了雇佣歧视影响反生产行为理论模型,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变量基础上,研究证实雇佣歧视正向影响农民工反生产行为。同时,研究识别出工具性动机、消极情绪在农民工雇佣歧视与反生产行为关系间具有中介作用,工具性动机越强、消极情绪越明显,雇佣歧视对农民工反生产行为影响力也越强。(2)个体归因风格在雇佣歧视与消极情绪关系间、雇佣歧视与工具性动机关系间具有调节作用,即个体归因风格越趋向于外部归因,雇佣歧视对工具性动机、雇佣歧视对消极情绪影响作用越强;而个体归因风格趋向于内部归因时,雇佣歧视对工具性动机、雇佣歧视对消极情绪影响力减弱。(3)领导牺牲行为在消极情绪与反生产行为关系间、工具性动机与反生产行为关系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即领导牺牲行为越强,工具性动机对农民工反生产行为、消极情绪对农民工反生产行为影响力越弱。本研究的理论贡献:(1)揭示了农民工雇佣歧视作用反生产行为的两个路径,即农民工雇佣歧视-工具性动机-反生产行为路径及农民工雇佣歧视-消极情绪-反生产行为路径,拓展了雇佣歧视影响农民工反生产行为的机制研究。雇佣歧视是企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尤其农民工因社会身份及成长背景等原因,雇佣歧视表现更为突出。本研究通过引入工具性动机和消极情绪,分析了两者在农民工雇佣歧视与反生产行为间的中介作用。消极情绪从心理态势方面,揭示了农民工雇佣歧视引发反生产行为的个体心理因素;工具性动机则从追求长期目标利益方面,进一步阐述了农民工雇佣歧视引发反生产行为的个体行为动机。(2)识别出雇佣歧视通过消极情绪或工具性动机作用反生产行为的条件因素,即个体归因风格在雇佣歧视与消极情绪之间、雇佣歧视与工具性动机之间的调节作用;领导牺牲行为在消极情绪与反生产行为之间、工具性动机与反生产行为之间的负向调节作用。个体归因风格具有倾向性,其越趋向于外部归因,农民工雇佣歧视对消极情绪、对工具性动机影响越明显。而领导牺牲行为越强,工具性动机、消极情绪对农民工反生产行为影响力越弱。本研究的主要组织管理启示:(1)企业应重视领导力在推动和谐劳动环境建设、降低农民工反生产行为方面的作用,鼓励领导牺牲行为。(2)企业应加强对农民工情绪健康的关注,利用一切手段对农民工进行情绪疏导,提升农民工自我情绪管理效能,提高农民工对企业“家样”的归属感和幸福感,减少个体消极情绪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企业和谐发展。(3)通过完善农民工工作环境和保障制度,从物质利益和人文方面给予关怀,提升农民工组织支持感,减少工具性动机带来的负面效应,防止反生产行为对组织利益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