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刑法中寻衅滋事罪主要包括四种行为表现形式,即:随意殴打他人型;追逐、拦截、辱骂他人型;强拿硬要型;以及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扰乱公共秩序型。寻衅滋事罪从1979年刑法的流氓罪中分离出来,虽然对客观方面进行了细化,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立法的进步,但是在行为方式的具体规定上仍然存在模糊不清的地方。尤其是强拿硬要型寻衅滋事罪,近年来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频率较高,在某些情况下对该种行为方式的认定存在一定的困难,例如当强拿硬要的行为方式中具备了一些暴力、胁迫因素,此时很容易和抢劫罪相混淆,难以进行一个合理的区分。鉴于上述情形,笔者以强拿硬要型寻衅滋事行为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强拿硬要的行为性质进行合理的认定,同时与抢劫罪进行有效的区分,来增强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笔者对“强拿硬要型”寻衅滋事罪进行了如下研究。首先对强拿硬要型寻衅滋事罪的犯罪构成进行分析,从主观方面对动机和目的进行了讨论,从客观方面详细阐述了“强拿硬要”“事出无因”“情节严重”等含义的具体界定标准;其次从主体的责任年龄、主观动机和目的、暴力胁迫程度、侵犯的客体等几个方面对强拿硬要型寻衅滋事罪和抢劫罪进行了系统的区分,同时对二者的罪数形态提出自己的看法;最后回到文章开头探讨的案例,对其定性分析,得出应当认定为强拿硬要型寻衅滋事罪而非抢劫罪的结论。在该案的分析基础之上,笔者针对强拿硬要型寻衅滋事罪在我国刑事立法中的不足提出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