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经济学研究也取得了相应的快速发展，然而由于社会环境的差异，在相同历史时期内不同国家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思想的发展水平却参差不齐。在近一两个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说因其切合近代欧美地区的社会发展需要而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该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科技的巨大进步。而此时正处于清朝末期的中国因一贯“夜郎自大”的保守心态和长期“闭关锁国”的守旧政策，始终没能发展出顺应时代发展的现代经济学说。鸦片战争后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参与到西方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工作中来，但收效甚微。思想的保守本质决定了它在其它思想的攻击面前不会屈服；但它在难以应付的环境面前却不得不低头。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随着国门的被打开，广大的有识之士积极寻求救国之道有感于东西方的巨大差距，广泛引入和介绍西方先进理论，西方经济学说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对于这一历史时期内西方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国内已有一些研究，主要是厘清西方经济学说某一时期的或某一分支学科的传播线索和过程。　　 本文在已有文献基础上，专门整理这一过程中传播主体和路径随时代变化而变迁的过程，进而分析各分支学科在传播路径上的异同，并比较不同主体在各时期中国经济学建设中的作用和意义。19世纪中后期的经济学传播路径主要是“英国-中国”，也有“美国-中国”，而传播的主体则主要是外国传教士，他们或独立、或与清政府的江南制造局合作翻译出版著作，组织学会或开办报纸讨论经济问题、连载所译书籍，开办教会学校或在清廷创办的新式学校中担任教习，对西方经济学说在近代中国的早期传播做出过启发性、开创性的贡献(且不论其规模和质量上的不足)。尽管经济学的任务(因而也是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解释世界，但在近代中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和环境下，中国的经济学者们一项重要的历史任务却是改造世界；先进的理论不会自动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它需要群众的广泛掌握。随着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和国家体制改革，留日学生在20世纪最初20年取代传教士成为的经济学传播的主力。尽管总计十万多人中最终只有很少数长期从事经济学学术工作，但很多人在日书中译过程中为渴求知识的中国人带来了丰盛的精神食粮。这一时期，经济学的传播路径开始多元化，但主要是“欧美-日本-中国”和“日本-中国”，而且诸分支学科也各有不同，例如管理学的“美国-中国”路径和贸易理论的“德国/美国-日本-中国”路径。随着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等一系列事件，“欧美-日本-中国”和“日本-中国”路径削弱了。与此同时，许多接受高质量经济学教育的留欧留美生归国后进入各大学院系，通过主持各个科系、开设相关课程、培养学生以及建设经济学术团体等一系列活动推动了经济学传播的学科化和专业化，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开始走上正轨。尽管这在抗日战争期间受到不可抗因素的一些影响，但在战后又重新恢复。这一时期经济学的传播路径更加多元化，译自英、德、法、日、美、苏的各种经济学著作，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奥地利学派等各种理论都传入中国。虽然经济(史)上的变化可能从根本上决定经济思想(史)上的变化，但毕竟需要通过一定机制、由一定主体来实现。经济基础层面的被冲击刺激了中国人的思想，但诸同胞觉醒后却意识到要求学求道才能进而建设祖国、求富求强。作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更好地展现国入主动留学以求真理和富强的过程：无论其成败得失各占几何，都是国人在经济建设和经济学建设过程中沉淀的经验和教训，研究这一过程或许能对中华民族未来复兴的探索之路和中国经济学的建设有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