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飞速。经济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促进了工业企业集聚的发展与形成。但随着工业企业集聚的大规模扩张,也无法避免的会带来各种环境污染问题。为实现我国经济稳定健康增长,解决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矛盾问题,我国政府就环境污染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的环境规制政策。为探索环境规制对企业集聚的影响,本文运用统计分析和区位熵指数对环境规制和不同类型企业集聚的发展现状进行描述,再采用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最后根据实证结果及研究结论对我国环境规制政策制定以及优化不同类型企业集聚发展提出相关政策建议。首先,本文以学术界常用的界定方法,对环境规制和产业集聚相关理论和已有文献进行归纳总结,发现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企业集聚机制影响的研究较少,大多仅仅研究环境规制对产业集聚的影响,而未具体分析对于不同类型企业影响。其次,通过分析我国目前环境规制的发展情况,发现我国环境规制政策经过多年发展,已经日趋完善,同时在不断改革发展中稳步前进。然后本文通过构建区位熵指标来对我国东西中部各省企业集聚进行测度分析,发现在2006-2017年,发现我国各省份的不同类型企业集聚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变化趋势。本文在环境规制相关理论与产业集聚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研究同一强度的环境规制对企业集聚影响的传导机制,并使用中国2007-2018年30个行政管理区(除西藏港澳台外)的工业经济数据,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部分不同类型工业企业集聚有显著影响,对国有及集体企业而言,环境规制降低了国有及集体企业产业的集聚水平,环境规制对三资及外资企业的产业集聚影响为正的并且高度显著,对于民营企业而言,环境规制的实施对产业集聚度的影响不显著。另一方面,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工业企业集聚影响机制不同,关于国有及集体企业,FDI、技术创新和交通基础设施均都对国有及集体企业的集聚水平存在抑制效应,但环境规制则削减了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和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集聚影响的负面作用,而固定资产投资和工资水平提高了国有及集体企业的集聚水平。关于三资及外资企业,交通基础设施、外商直接投资均对三资及外资企业的集聚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环境规制抑制交通基础设施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三资及外资企业集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