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研究所经常采取的一种基本方式是“研究综述”,这一方式的长处在于可以对已有学术成果、观点做尽可全面的回顾与总结。而“误读"研究则在对学术史进行深入思考这一方面有明显的优势,其更能揭示出具有学术品格与意义的内容。本文即以“误读”研究的方式切入对《儒林外史》学术史的考察,并以相关文本为参照,通过比较、辨析,力求获得与作者创作意向和文本内在意蕴尽可能接近或相吻合的认识。本文共三章,分别以吴敬梓的思想、吴敬梓的知识背景、《儒林外史》的基本立场为中心,依次展开。第一章主要辨析“吴敬梓与魏晋风度”、“吴敬梓与儒家"、“吴敬梓与程朱之学”几个命题,其内在理路是：吴敬梓的思想非道家而是儒家,非正统儒家而是以原始儒家为根基,并非与程朱对立而是兼采包括程朱在内的诸家儒学。论者对“吴敬梓与魏晋风度”的论述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是魏晋名士如何对待名教,二是其隐逸基于什么样的文化背景。本文通过考察发现：无论是对待礼教的态度,还是吴敬梓笔下读书人隐逸的文化背景,都是基于儒家而非道家,这与魏晋名士有显著不同。关于“吴敬梓与儒家”的讨论主要有两种看法：其一,吴敬梓的思想主要是正统儒家思想；其二,吴敬梓的思想主要是原始儒家思想。所谓“正统儒家思想”是一种意义难以确指、极易造成理解分歧的说法,更重要的是以“正统儒家思想”对《儒林外史》定位,无法准确把握其基本内容。比较而言,后一种看法更为恰当。不过,持这两种看法的学者大多强调吴敬梓思想的进步性,强调其对抗或批判程朱的意义,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形。从《儒林外史》看吴敬梓对待程朱的态度,不难发现：吴敬梓并不刻意与程朱对立,而是持一种“参看”的态度,他批评的是后人对待程朱的拘执与固陋。以历史的实际情形为参照,《儒林外史》对王玉辉父女的刻画显示：吴敬梓关注的不是程朱之学存废的政治问题,他思考的是读书人应该如何对待基于程朱之学的理学和礼教的问题。第二章重点辨析“吴敬梓与颜李学派”。这一命题由胡适提出,其求证尽管很是“小心",但做结论又相当“大胆”,即将实质上的作者交游的考证当成了思想影响的“考证”,而用来确证吴敬梓与颜李学派之间渊源关系的直接证据却没有。当代有学者试图求证,但所提供的也基本上是无效证据。从《儒林外史》看“吴敬梓与颜李学派",可以有把握地说：《儒林外史》推重道德文行而非功名事业；《儒林外史》主要关注的是科举取士制度下读书人的精神、道德问题而非人材问题；吴敬梓与颜李学派对待程朱之学,在关注内容、态度、指向等方面都截然有别。这一部分还将“四书五经”、《文木山房诗说》、唐人小说等与《儒林外史》作了对照,这些都是构成吴敬梓知识背景的要素；同时辨析了“《儒林外史》和魏晋六朝文学”等命题。第三章讨论《儒林外史》的基本立场。《儒林外史》“批评科举制度”,是胡适基于“文学革命”的目的提出的命题。1950年代,基于思想批判、文化批判的“革命”目的,“反科举”话语生成,随后被不断复述。“反科举”、“反八股取士”实际上是今人的引申与发明。一方面,“反科举”话语与历史的真实情景有很大偏差,与吴敬梓的态度也不相符：另一方面,“反科举"话语偏离、遮蔽了《儒林外史》的基本意旨。事实是,吴敬梓不是从制度层面批评八股取士不合理,而是关注八股取士制度下读书人的种种情态,思考读书人在举业功名面前应当怎么办的问题。将《儒林外史》与《聊斋志异》、《镜花缘》等关涉科举的小说进行比较,则更有助于理解《儒林外史》的基本立场。本文最后指出：以“误读”研究的方式切入对《儒林外史》学术史的考察,我们还进一步发现,研究者在讨论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时,往往以对待社会命题的态度来对待学术命题,将对社会命题的看法不同程度地移植为学术命题的结论。这一做法带来的结果是,结论与论证往往失去学术应有的严谨,鲁迅先生的做法则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