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与运河之间不存在直线式的因果关系,它们通过王朝的政治作用加以连接。漕运是运河政治化的结果,虽有牺牲局部利益与培植利益集团的弊端,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孕育出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秦汉与唐宋是漕运发展的两个高峰时期,分别以漕运制度的肇始和职官的专门化为标志。明代漕运主管官员,经历了由都漕运使、漕运总兵官向文官总漕的转变。总漕,乃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兼管河道的简称,是明代总管漕运的最高官员。文官总漕制度是漕运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反映了明代治黄保漕现实困境下的时代呼声,也是王竑任总漕取得巨大威望后个体努力获得的制度体认。明代总漕共有103名。关于总漕人选的出生地限定极为有限,虽然有不得官本省、南北更调、南直隶下江人不任总督漕运的制度约束,但在实践中,总漕任命除不考虑利害关系极大的南直隶江北籍官员外,包括南直隶江南籍在内其他出生地的文官均可被纳入其诠选范围。总漕任前的宪职身份以左、右副都御史为主,总漕任职前大都有六部或地方布政司任职经历,其中尤以在户部、兵部、工部任左、右侍郎为多。明代总漕任职期限极短,平均仅为1.88年,并以嘉靖为界,呈V字型分布,这与明代政局走向一脉相承。都察院或六部成为总漕离职后主要部门去向,其具体职务基本遵循明代官员升迁路线图,部分辞免官及在任被追论死的总漕则不在其列。总漕与其他各司衙门存在着你进我退的零和性博弈关系。具体说来,总漕与漕运总兵官、漕运参将一度在漕粮督运、河道治理、漕军管理、地方民政参与等领域都有权力轩轾,但随着总漕的权力扩张,漕运总兵官、漕运参将的职权最终被成功地统摄进总漕的权力系统中。总漕和总河在职掌上有许多重合之处,其间聚分离合屡有发生,最有代表性的要数万历五年与万历二十六年的两次合并,这充分反映出漕、河治理的复杂情势及其深刻的政治斗争背景。总漕与都察院、六部是平面的权力关系,双方有着相互派生的紧密联系,在权力和利益的博弈面前,远远地划清了距离。淮安府大小衙门林立,总漕对淮安城的建置、民政、人事等方面均拥有相当大的发言权,但在行政隶属上,双方又刻意地疏离。在与其他衙门的权力博弈中,总漕逐渐完成了自身的体制演变,其动力来源于组织追逐权力和利益的最大化,与提高漕运配置效率无关。总漕组织逐步陷入了投入不断加大而配置效率日益低下的怪圈,其设置的很多漕运规则完全从部门利益出发,渐而变成难以消解的弊政,而漕运体制的执行遂成了组织内部分享权力和瓜分利益的盛会。总漕多有文章著述流布,但如今我们仅能读到十六名总漕著作或丛书存目。总漕中不乏像邵宝、郑晓、潘季训、张瀚、王宗沐这样的思想者,其学问旨在入世立功,尤其是在几次有关漕运的争议中,总漕之经世之论影响极大。关于漕粮折征,总漕对其地域、数量、利弊等均有深刻体认,他们既支持开展折征以减轻漕运强度,又反对过分扩大折征以免动摇漕运存在基础。关于海运,总漕中的另类王宗沐大力倡言并两次试行,虽因言官攻讦受阻,但其海运十二利的经世之论,在明代内敛沉寂的思想史上别具华彩。关于抚恤运军,总漕从解决行粮月粮亏欠、化解运军积债、增设轻赍银、允许携土宜贩卖等角度建言朝廷,力图解决运军生活困难,增加运军收入。其论虽不能彻底解决运军之困,然或有小补,并在明代经世实学中据一席之地。《明史》有关总漕的记述多有讹误,如王竑捶奸之事,增添了“读弹文未起”字样,略去了细节和善后事宜；关于支运法创设,所谓宋礼“造浅船五百艘,运淮、扬、徐、兖粮百万,以当海运之数”之说,与永乐十三年运军在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天津五大水次分段接力,攒运抵京、通二仓之说均不能成立。总漕在明清总督体制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总漕的文官体制化,标志总督体制正式创设。总漕的演变过程与上传下达的角色,与其他总督大致相同。不过,总漕属于专项总督,在提督军事,兼管省级民政、监察等权力领域,与军务总督有着不小的差距。总漕和其他总督一样,有了封疆大吏的权和责,没有其名和职,既非临时性差遣官,也非真正意义上的封疆大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