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运用关联理论,探讨小说《围城》中讽喻的翻译问题。隐喻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每一种语言中都含有丰富的隐喻。传统的研究对隐喻的认识局限在辞格层次,现代隐喻理论明确把隐喻提升到认知高度。作为一种认知现象,隐喻可以更加深刻和形象地帮助人们通过其他事物来认识某些事物的特征。1986年Sperber和Wilson在《关联：交际与认知》一书中提出的关联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隐喻的新视角。关联理论结合交际与认知,认为隐喻属于一般话语,不需要特殊的解释能力和程序,是语言交际中对一般认知推理能力自然发展的结果。关联理论翻译观认为翻译本质上和其它语言交际活动是一样的,都是一种语言的释义性使用,追求最佳关联,使读者能以最小的加工努力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讽喻,是一种隐喻与讽刺相结合的艺术手法,它不直接讽刺要讽刺的对象,而是通过将此事物与具有某些相似点的其它事物进行对比,以达到讽刺的目的,更具含蓄、机敏之感。本文研究讽喻的实例来自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它是一部杰出的讽刺文学著作,其典型特征是大量运用比喻(显性隐喻与隐性隐喻)这一修辞手法来取得讽刺艺术效果,令无数中外读者为之惊叹。20世纪70年代珍妮·凯利与茅国权合作,将《围城》翻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读者,他们面临的巨大挑战就是如何恰当处理这些众多讽喻的翻译。由于汉英语言的独特性以及客观存在的中西文化差异,讽喻的成功翻译面临着诸多障碍。本文正是从关联理论的角度讨论《围城》中讽喻的翻译问题,通过分析小说中部分典型讽喻在英译本中的翻译,考察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取的翻译方法及其可取性,并对部分译文提出修改意见。通过研究发现,在了解译文读者的认知环境的基础上,译者在处理《围城》中的讽喻翻译时主要采用了直译的方式,对喻体给与保留,其交际意图是让译文读者付出一定的推理努力去获得语境效果。然而,只有当讽喻为西方人所熟知或具有中西文化共性时,直译的处理方式能够使译文达到最佳关联；而中西语言文化之间的真空和差异,使得部分讽喻难以使西方读者深刻理解,从而导致译文没能达到最佳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