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有些人作出决策时，会对各种方案进行比较，衡量它们的优缺点之后选择其中最好的一种才开始行动；而有的人正好相反，做事情“雷厉风行”，较少去比较各种方案，他们只希望尽快付诸实际行动。这就是具有不同自我调控方式的两类人。所谓自我调控(Self-Regulation)，是指个体明确自己的现实状态和目标状态，以及从现实状态到达目标状态的方法和手段，然后付诸实际行动。这个概念包括了自我调控的两个主要功能，第一是个体评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状态以及达到这些目标的方法和手段，第二是个体朝向自己的目标努力。在人们所有的活动中，几乎都包含“评估”(Assessment)和“行动”(Locomotion)这两种功能，“评估”指的是自我调控中比较的方面，主要关注于对各种目标和方法进行比较，衡量各种备选方案的优缺点，然后作出选择；相反，“行动”指的是自我调控中行动的方面，主要关注于作出实际行动，通常不会受任何过多的干扰，直接朝向自己的目标努力。在逐渐社会化的过程中，个体在“评估”和“行动”上形成了一定的倾向性，有的人在活动中倾向于评估(Higger Assessment)，我们把他们称为“评估者”，有的人倾向于行动(HigherLocomotion)，我们把他们称为“行动者”。Pierro等人的行为研究表明，不同调控方式的个体在反事实思维和后悔体验上存在显著差异，面对相同的结果，评估者比行动者产生更强的反事实思维，后悔体验也更加强烈。 　　 反事实思维与决策紧密相连，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体会到的一种心理现象，现已成为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研究的热点问题。1982年，Kahneman和Tversky首次提出了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的概念。它是指在心理上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否定，进而构建一种可能性假设的思维活动，是“实际结果”和“假设结果”比较的假设思维过程，一般以“如果，那么(if/then)”的形式出现。反事实思维的产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实际结果和意愿结果之间的接近程度，决策结果是由“做”引起的还是“不做”引起的等等；不同人格类型的个体，所产生的反事实思维也存在差异，持进取性目标的个体倾向于产生加法式反事实思维，持保守性目标的个体倾向于产生减法式反事实思维，悲观主义者倾向于产生上行前事实思维，而乐观主义者倾向于产生下行反事实思维。 　　 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决策之后不仅可以看到自己选择选项的结果和未选项的结果，从而产生反事实思维，通常情况下，还能看到他人的决策结果。关于他人决策结果的信息往往会影响自己的情绪体验。1954年，Festinger提出了经典的社会比较理论。他认为，当个人面临模糊的社会情境时，将把自己的观点和能力与别人的进行比较，来减轻自己所经历的不确定感，形成正确的自我评价。把自己的观点和能力与他人进行比较的过程，即为社会比较。根据不同的比较方向，可以把社会比较分为上行社会比较，下行社会比较，平行社会比较。上行比较指个体和比自己优秀的他人进行比较，下行比较指个体和比自己差的他人相比较，平行比较是指和与自己相似的他人进行比较。有研究表明，社会比较会影响人们的情绪体验，主观幸福感等。　　 本研究利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ERP)，采用简单赌博任务范式，考察具有“评估倾向”和“行动倾向”的两类个体在反事实思维上的差异，社会比较对两类个体情绪体验的影响及其神经电生理证据。实验一考察不同调控方式个体反事实思维上的差异及其神经电生理证据；实验二考察不同调控方式个体在社会比较上是否存在差异，社会比较对两类个体决策后情绪体验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及其神经电生理证据。　　 实验一发现：行为结果表明：评估倾向的个体比行动倾向的个体产生更强的反事实思维。两者差异极其显著；脑电结果表明：(1)在反映结果快速评价的FRN上，组别主效应显著，评估倾向的个体所产生的FRN波幅显著大于行动倾向的个体，(2)在P300上，组别主效应显著，评估倾向的个体所产生的P300波幅显著大于行动倾向的个体。简而言之，两种不同调控方式的个体在反事实思维强度上存在着显著差异，这在FRN和P300上得到了反映，评估倾向的个体所产生的反事实思维更强，情绪体验也更加强烈。不同调控方式的个体，其反事实思维具有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大脑活动。　　 实验二发现：P300条件主效应显著，下行社会比较所产生的波幅显著大于平行社会比较和上行社会比较；LPC组别主效应显著，评估者所产生的波幅显著大于行动者。简而言之，在不同的社会比较条件下，评估者的情绪体验均比行动者强烈，这在较晚期的ERP成分LPC上得到了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