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因受到历史学与民族学双重学科知识的熏陶,欲从与中国众学者不同的角度去重新看待韩国新村运动,即从传统文化对新村运动的影响的角度去探讨农村建设问题,并力图从中找出适合中国新农村建设的经验。用这种方法在中国进行新村农村建设问题研究的学人中本人尚属首位。　　 本人在论文中融合了历史学和民族学的双重研究方法,关注点不仅仅局限在政府的政策与农民对政策的执行上,而是更加关注推行政策与落实政策时,要考虑到农村社会的固有文化传统及其对农民们日常行为的影响。这就是本人以此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的原因。　　 论文内容概要如下:　　 第一章在总结前人研究基础上,追溯农社和契的起源、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进程。农社是自古以来在韩国各地存在的单纯形态的民间共同体之一,是以村落为单位由农民们组织起来的劳动协同组织。据史料记载,农社最早出现在韩国三国时代新罗儒理王时期,从叫做农社麻的共同织麻作业中而来。农社是以村落或洞里为单位,由农民们结成的具有集团性、全体性的并对全体成员具有一定的约束力的劳动共同体组织。甚至是在土地所有制变迁后,在村庄共有土地的基础上存在的协同组织,并且成为朝鲜民族村落自治秩序的母体。农社主要体现在共同防卫精神、共同劳动精神、共同娱乐精神、相扶相助的精神等。回顾朝鲜近代农业概况,因为身份制度瓦解和货币经济发展等原因,导致农社和契逐步地走向衰退。在沦落为日本殖民地后,由于日本推行各行殖民地政策力图完全泯灭朝鲜人民的传统思想文化与历史,对朝鲜农村传统的农社和契等进行限制、压抑和扭曲。所幸的是,作为共同体意识的农社和契思想却由于一代又一代人的言传身教而传承下来,并对韩国农村社会的日常生活、生产活动、社交行为等诸多方面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韩国的农村地区,日常的生产活动中,还保留着许多农社和契及其他一些共同体,它们在农民的生产劳动、村民的自娱自乐的活动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韩国传统社会是建立在共同体意识之上,这也是本文写作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即探讨农社和契及其所具有的共同体精神与新村运动之间的关系。　　 第二章主要内容,首先回顾新村运动之前韩国政府所推行的农业改革历史,分析从朝鲜半岛解放后到朴正熙政府前期推行各种农业改革政策和措施的成败与效果。由于政府制定政策与并没有考虑到农民的实际需求,而只是按照政府的想法去行事,结果更谈不到与农民文化相结合实行各种施政方针,最终导致各个时期政府政策都没有取得理想效果。其次,回顾朴正熙政权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行的旨在振兴国民精神的新村运动,与其说它是一场农业改革不如说是一场国民思想建设运动。韩国正是通过新村运动,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为韩国向现代化国家转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章主要研究韩国新村运动中开发国民精神与农村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关系。在此也肯定了韩国前总统朴正熙的个人作用,认为新村运动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与朴正熙的个人成长经历和政治目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运用笔者所做的田野调查和总结前人调查研究的两种方法,探讨新村指导员在农村建设中的领导作用,考察村民们自主地参与劳动与新村运动成败之间的关系以及妇女在新村建设中的积极参与等。探讨在新村运动中农业协同组合的作用,并指出韩国现代农协的精神内涵实质与韩国传统的共同体精神伦理一脉相承,体现着自助、平等、公正与团结等精神。韩国新村运动走的是一条先由政府主导再转向民间主导之路,这与韩国农村自治文化分不开。韩国农村内部的许多自生组织如金融契、村契、丧契和农社等对新村运动政策的实施与执行仍有比较深远的影响。　　 第四章主要内容,首先总结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韩国模式就是国民精神建设与经济建设并重,政府政策指导与农民自主建设相结合,即注重精神引导,尊重农民意愿,自始至终强调“勤勉、自助、合作”精神,始终注意让农民自己办事、自己管事,发挥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其次,本文试图从韩国农业建设模式中总结对中国新农村建设可供借鉴的经验。回顾中国现代农业发展历史,掌握中国政府农业建设的基本思路。并深入研究中国“三农”问题和新农村建设问题,笔者认为中国从韩国新村运动中,不仅应该借鉴韩国政府的行政管理、政策制定及执行等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更应该看到的是,韩国新村运动是基于韩国的传统共同体意识基础之上来制定政策,充分考虑到普通百姓想过好日子、想改变目前生活状况的心理,同时也尊重了他们的地域文化特点,才使政策深入人心。在韩国农村人民积极参与支持下,新村运动最终取得理想的效果。　　 我们在解决“三农”问题时,也应该从文化对人的行为会产生极大影响的角度去制定、执行政策,充分调动农村人民自己要富强,自己要改变命运的心理。制定与实施新农村建设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到中国农村的文化传统,切实地制定与农民的文化心理相适应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本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文献分析法、对比研究法、数据统计法和田野调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