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学东渐,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和视角,另一方面吸纳融入了西方的研究方法和观点。在楚辞研究方面,游国恩正是处于由古代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性人物。他奠定了现代楚辞学的基础,成为我国现代楚辞学的集大成者。游国恩楚辞学与清末民初的哲学、艺术、社会思潮等因素存在密切关系,这些构成了游国恩楚辞学的外部环境。颠沛流离的人生经历、坚忍不拔的性情、勤奋不辍的探索加上天资聪慧,这成为影响游国恩楚辞学的个人因素。外部环境与个人因素共同孕育了游国恩的楚辞学体系。游国恩楚辞学体系的构建包括楚辞学作家论、楚辞学作品论、楚辞学文献论、楚辞学史论。游国恩楚辞学作家论包括屈原和宋玉两部分,屈原论涉及屈原的生卒年限、身份、思想宋玉论涉及宋玉的生卒年、师从关系。游国恩在楚辞学研究过程中提出,屈原生于公元前343年,卒于公元前277年。游国恩认为屈原出身于天文世家,做过左徒和三闾大夫,他没有考证二者的先后顺序。游国恩对屈原的思想进行了全面总结,他既有儒道法的内容,又有阴阳家的成分。游国恩认为宋玉出生于公元前296年,卒于公元前235年。对于屈原作品的篇数,游国恩前后持不同的观点。他早期认为屈原作品有十二篇。在《屈赋考源》中承认《远游》也是屈原的作品。在1946年版的《屈原》中游国恩认为屈原作品有十三篇。在1963年版的《屈原》中,游国恩认为屈原作品共存世二十四篇。他承认《九歌》经过屈原的润色,《天问》是屈原最早的作品,《离骚》作于其再放襄王时,《招魂》也是他的作品。《九辩》是宋玉的作品,有明显抄袭屈原作品的痕迹。游国恩作为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开拓者对宋玉的艺术成就进行了科学地评判,主要表现在其借古乐为新裁,以抒发情思;为文开拓形式,描写入神;宋玉悲秋,成为文学上之习语。游国恩提出了楚辞流传下来的两个缘由,一是由于楚国广大人民对爱国诗人屈原的爱护与同情;二是屈原后辈对于屈原作品的爱好和祖述。淮南王刘安是第一个给《楚辞》作注的人,但他只注了《离骚传》一篇。游国恩指出了朱熹《楚辞集注》的一些弊端,如不知大言、小言,乃后人伪作;洪氏《补注》长于名物考证、音韵训诂,微词奥义较少发明。游国恩楚辞学研究还包含楚辞艺术论和楚辞审美论。游国恩认为楚辞比兴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女人”来做比兴的材料。北方文学《诗经》是楚辞形成的一个源流。南方文学中的《道德经》和民间歌谣成为楚辞的另一个重要源泉。游国恩研究了楚辞的发展流向,它成为是中国辞赋之祖、骈俪文之祖、七言诗之祖。楚辞作为审美客体存在,游国恩关注的是渗透在审美形式中的意蕴。这里面既有他自己深沉的情感体验,又有其对人生价值意义理性思考。纂义体例是游国恩对楚辞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它是对两千年楚辞学研究的一个总结,是楚辞学资料丰富的宝库。这种以文系人、以人观诗的形式便于查阅;“谨按”点评精当。比较游国恩纂义与闻一多校补体例,发现游国恩纂义研究重点在于疏通文义,闻一多的校补研究重在校正文字;游国恩注重古人对楚辞的研究,闻一多比较重视近人的研究成果。游国恩的学术个性“平正通达”。他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治学传统,又吸收融合了二十世纪初的现代意识。闻一多是游国恩的好友,他们在探索以楚辞为代表的古典文学的学术道路上并肩前行,二人的学术成果构成了二十世纪楚辞学研究的一道亮丽风景。游国恩楚辞学的研究理念、研究方法、研究使命等对当代楚辞学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研究理念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的整体观与历史观。他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民族、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文献学的研究方法等对二十世纪的楚辞文献学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游国恩把研究楚辞学与学者的社会责任紧密联系起来至今仍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