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进入法治社会建设的关键时期。民法通过对民事权利义务的设定,使得民事主体在此框架内规范行为。这不仅有助于实现自身权益的维护,而且对社会秩序的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这就决定了民法是法治社会得以实现的助推力量。在此时代环境下,我国《民法典》顺势而为地从基本法层面确认了遗产管理人制度。一方面构造了完善的遗产处理机制,另一方面为司法实践提供了规范支撑。这既迎合了新形势下民事主体对继承制度革新的迫切需求,又遵循了遗产管理人制度在国际上予以立法确认的规律。现今,法院运用遗产管理人制度成功解决了盘根错节的遗产纠纷案件,维护了继承人、债权人等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顺应时代发展的强烈需求。不可否认,作为一项新增的遗产处理制度难以实现甫一面世就毋庸置疑。一方面受制于“易粗不宜细”立法原则影响,呈现出框架性的特征,使得遗产管理人制度缺乏操作性。另一方面,受到民事主体传统观念的制约,民事主体难以运用该制度处理遗产继承事务,使得对该制度的落地实施形成障碍。追根溯源在于缺乏全面系统的考量,在应对繁芜的学说理论和实践案例显得捉襟见肘。具体表现为:首先,遗产清单制度尚未建立。影响遗产管理人有序履行职责。其次,缺少监督制约机制。难以有效防止遗产管理人滥用职权。最后,职务终止规则欠缺。法律的系统性和封闭性欠缺。论文内容主要分为四章。第一章是遗产管理人制度基本理论阐释。主要对概念进行辨析,介绍其法律地位,详细阐述该制度的设立基础。第二章是遗产管理人制度立法现状分析。主要围绕立法规定、存在的困境、困境分析进行论述。第三章是域外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立法考察。选取不同法系的代表性国家的遗产管理人制度进行论述,以期为完善我国遗产管理人制度提供经验借鉴。第四章是遗产管理人制度问题的完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