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十三年(1808)十月,清仁宗下诏编辑《全唐文》。陈鸿墀为总纂官之一。参与编纂之余,他对唐代文章一一加以考证,录于别纸,将有关政事典章、人主纳言、臣工抗疏、诸儒议礼的唐代文章进行两字分门。至《全唐文》告成,将所录分卷,自为一书,名《全唐文纪事》。该书所引文献涉及正史、野史、笔记、小说、考证文字、金石碑板、书目、文集序跋等,甚为丰富。但由于其所引文献皆是人所常见,并采取述而不作之式,故对于这样一部资料汇编性质的著作,很少引起他人的注意,对其研究更是寥寥可数。但是该书在体例上与前代纪事体完全不同,故于文学纪事和文评两方面都值得研究。文学著作以“记事”和“纪事”命名,其含义是不同的,这要看整部著作是否有系统的排列体系。文学(诗、文)本事在先秦两汉就已经杂录在经、史等著作当中,到唐后期出现了第一部诗歌纪事著作《本事诗》,后有宋计有功的《唐诗纪事》、清厉鹗的《宋诗纪事》等。《全唐文纪事》以两字分门为全书体例,与宋、厉二书的“以人系诗,以诗系事”体例完全不同,其中原因主要是该书在性质上与前代的文学纪事著作不同。前代的著作虽曰纪事,但是真正纪事的材料在整部书中所占的比例很少,其中更大的目的是为了保存文学文献。(就《唐诗纪事》、《宋诗纪事》来说,书中所记更多的是诗句或整首诗歌。)“以人系诗,以诗系事”的体例就十分便于一人之诗和一人之事的阅读与查找。而《全唐文纪事》则是以纪事为主要目的,当然这是因为《全唐文》的编纂而不必再具备保存唐文的功能。两字分门是按所记之事或与事相关之文的内容性质来分类的,而陈氏之分门及各门之命名也并非自己独创。据其自己在《凡例》中所说,该体例是依《世说新语》之两字分门。而对于门类的命名,他在参照了《世说新语》的同时,还应该参照了《诗话总龟》的类名。通过比较,《全唐文纪事》之类名除了引自《世说新语》外,大多数还与《诗话总龟》之类名相同或相似。文学纪事体著作刚出现时,并未有案语和引文出处,陈氏对案语和引文出处的强调也是体例之一大特点。另外,陈氏还撰写了该书凡例,于书前对该书所引之文献按经史子集的顺序列了一个书目。在文献来源方面,远自唐初,近自清朝,只要有关于唐文的,陈氏都予以甄录。该书不仅引文所用资料甚广,还有其他的文献征引特点,如对金石文献十分重视,以之补正史之失。另外,陈氏还采录了唐别集的自序文、唐及唐以后人的序跋来考见唐代文章之流别。有些文章全篇已佚,但有警句,仍行采录,不以无事可记略之。对原材料叙事过长者,陈氏酌为删减而不臆为增改。清乾嘉有三类不同的文章,一是以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重,语言上强调雅正的桐城派,二是将文章从抒情言志传统引向叙事的史学派,三是考据派。陈氏在编纂纪事体著作时,不因袭前代“以人系诗、以诗系事”、按照时间排列的体例,而是煞费苦心地将其分类、归类,正是受到了当时文章学发展的背景影响,以门类来表现文章的批评观。他继承《全唐文》一个重要的文章观念,就是“不可名之为集,不可概之为文”,即有些著作虽然自成一书,但在性质上偏于史部或子部书,则不采录。这种观念可追溯到《文选》之选文观。当然,承清廷编纂御选、御制诗文及《全唐文》之目的,以及历代君主不断提倡的取文务必清真雅正等准则,陈氏最看重的仍是文章清真雅正的体貌以及正风俗、益教化的实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