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源流》(以下简称《源流》)是17世纪产生的几部蒙古编年史中最负盛名的一部编年史，被誉为从古代至17世纪的蒙古族通史。成书百年后(1766年)，因受乾隆皇帝的重视而进奉宫廷，从而产生了蒙古文、满文和汉文的精钞本和武英殿刻本(本文把钞本和殿本泛称宫廷本)。之后，汉文殿本被编入《四库全书》。从此，《源流》引起世人重视，得到广泛流传，并且出现汉、德、日、朝鲜译注本、拉丁转写本，以及不同文种钞本、殿本的影印本和晒蓝本等。 《源流》宫廷本闻名于世的同时，最接近于作者原书的古本——库伦本及其系统的诸多蒙古文抄本在蒙古地区流传。加上宫廷本本身存在讹舛、衍脱、错倒等诸多问题。因此，不同文本的对比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然而，二百多年来，从不同学科多角度研究《源流》的众多成果中，有关宫廷本产生原因以及不同文本对比研究的成果却寥寥无几。这对于已成为国际性课题的《源流》研究来说是一大缺憾。从已有的研究来看，有些学者只根据“记述性史料”(历史资料)来阐释《源流》宫廷本产生的原因，而且对于宫廷本存在的问题多引用前人泛泛研究的成果，人云亦云。前者论据不足，缺乏可信度，后者片面笼统，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上述问题成为本文探讨的重点。 本文利用与《源流》宫廷本相关的清代军机处满汉文档案、《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等重要史料，结合《清实录》、《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史籍记载，同时参考与《源流》宫廷本息息相关的各重要历史人物传记，在充分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初步勾勒出《源流》从进入宫廷到《四库全书》本问世的全部过程。在此基础上，试图展现《源流》宫廷本产生的历史真实面貌。此外，通过对《源流》库伦本与蒙满汉宫廷本的对比，对宫廷本差异加以统计、归类，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文献学、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对统计归类的部分结果进行初步的分析与阐释。笔者认为，对《源流》宫廷本产生原因的考订和阐释，将为清代满蒙关系以及清代历史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提供有利的论据。对宫廷本差异通过不同文本的对比，进行较为具体而系统的统计、归类，不仅能为《源流》宫廷本诸问题性质的确定提供确凿的证据，而且可为语言比较研究提供丰富翔实的语料。论文由序言、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 序言部分阐述选题意义、《源流》宫廷本的流传与研究概况、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正文分为四章。第一章论述《源流》蒙满汉宫廷本产生的历史背景。指出政治的稳定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提倡理学、扶持佛教、编纂书籍的学术背景是该书产生的促发因素；乾隆与韩林学士的政治文化背景及其关系以及当时社会文化氛围注定了宫廷本的特点。 第二章系统阐述《源流》宫廷本的产生过程。1、在考订《源流》进宫原因时，运用“遗留性史料”与“记述性史料”对比的方法，2考察档案资料在正史中被利用和流传的情况，并且通过分析乾隆朝对喀尔喀蒙古政策的历史轨迹，围绕成衮扎布、桑斋多尔集等亲清派喀尔喀蒙古王公贵族的的历史活动，指出记述性史料(即史书)中存在夸大其词、本末颠倒，不符事实等现象。2、论文利用珍贵的第一手史料，探讨满文译本及其译者等问题。3、笔者根据与编纂《四库全书》有关的大量谕旨、奏折，梳理出与《源流》汉文宫廷本相关的信息。在此基础上，对《源流》汉文宫廷本译者、译成时间、编入《四库全书》的经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撰写《源流》条目的人员以及有关的主要问题等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并对其中有分歧的问题以及《四库全书》“弃”《秘史》，“收”《源流》等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第三章《源流》蒙古文本的对比研究。其中包括成衮扎布家藏本、施密特本与库伦本的版本简介和对比列表，施密特本与蒙古文宫廷本的版本简介与对比列表。 第四章《源流》宫廷本的对比研究。其中包括满文钞本与殿本的版本介绍与对比列表，蒙古文殿本与满文殿本的对比。侧重于蒙古文殿本和满文殿本差异的统计、归类和差异的分析与讨论。 结语简要论述宫廷本地位及研究的必要性。总结本文主要观点与创新之处，局限与不足，提出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