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课程开发”的视野中,“课程中的文化选择”是一个“选择什么”的问题,而在“课程理解”的视野中,还必须同时考虑“选择的释放效果”。从外部环境来看,文明间的交流与融合变得日益重要。我国当前的发展及文化环境,使得我们必须在课程而不仅仅是社会文化的层面上思考不同文化的相遇、传统文化的继承,以及中国文化的世界责任问题。在这个背景下的文化选择不仅需要超越知识论的层级,更要考虑人与文化互动的创造性与可能性。因此,本文运用知识社会学、教育社会学、课程社会学等理论对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程中的文化选择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始终围绕选择者对课程文化选择的这条主线及其所形成的结果进行分析和研究,并对教师和学生的解读做实证性的调查分析。在此基础上,从中外课程中的文化选择的历史考察,对我国课程中的文化选择的现实分析等方面进行研究,并对我国课程中的文化选择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为有关政策的制定和课程中的文化选择提供参考。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通过对国家的教育政策、课程标准等宏观层面以及教材等微观层面的分析,力求从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等方面来解释、思考教育问题。具体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献研究法、访谈调查法、内容分析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对教材中的篇目、涉及的主题、主角等进行了频数统计。本文通过对我国义务教育阶段语文教材中的文化构成分析发现,我国义务教育阶段语文教材中的文化选择主要表现为过于突出古代、过于强调伟人、过于凸显汉族文化和过于突出国内;从教材中所选择的文化的呈现话语方式上来看,表现为主流话语式的“大叙述”、直言不讳式和“馅饼式”;教材中的文化选择所形成的课程文化则表现为过于政治化、过于正面化与意识形态过于简单化、过于城市化、伟人过于英雄化和过于工具化。因此,我国义务教育阶段语文教材中选择、传承的是体现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化,而被合法化、合理化的课程或教材知识以及经过筛选和控制的教师个人知识,这些都被用于改造和重构学生的生活世界,并通过课程中文化的传承来实现对学生的规训和塑造。那么,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何通过课程所提供的文化内容引导学生形成社会要求的文化观成为当前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的迫切要求,也是当前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的社会动力。从理论上来说,教材是课程的重要内容,课程与教学以前的分离问题说明教育文化自身必须是连续而非断裂的“意义链”,它需要为教育场域内的行为提供解释,一种断裂或异质的教育文化不具有充分的解释效用。这种连续是动态的、互动的连续,并在课程与教学的互动机制中生成着新的教育意义。因此,杜威的“经验课程”与韦迪的“课程教学”思想帮助我们看出课程与教学走向融合的教育文化的发展走向:从实体到关系、从符号到生活、从心灵到文化、从传递到建构、从封闭到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