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晚唐科场中,来自长江以南的,尤其是江南西道与福建道两地士子的出色表现,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南方士人阶层的崛起。傅璇琮、吴宗国、史念海等学界前辈都曾对这一现象有所关注。然而,我们至今未见具体、深入分析该现象历史意义的专题研究。事实上,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窥探唐代南方士人的内心世界,也会对了解中国文学、文化及社会的演进历程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那么,科举制度为南方的文士阶层带来了哪些变化?或者说,通过科举,中晚唐南方士人阶层的崛起究竟表现为一种怎样的态势;科举制度对南方士人阶层及其思想观念都带来了哪些影响?本文拟以“核心集团与核心区”为理论基础,以地域视角为具体的切入点,通过以下三章来回答上述问题。第一章《“崛起”的南方举子:地域视角与数据分析》试图在确立地域性视角的基础上,通过数据统计,揭示南方士人在科场中的崛起及这一历史现象所包含的社会背景。通过对南方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分析,我们大致可将唐代的南方社会分为“中间区”与“边缘区”两种类型。本文的主体分析将以此为视角而展开。第二章《“科举社会”的萌芽:“南士崛起”的社会意义》首先重点考察南方“举子阶层”这一新兴阶层的形成,及其经济、文化诉求;其次,从地名更易的角度分析南方进士崛起所带来的社会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南方社会出现的“以科名更易地名”的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官员的治理策略,即通过凝定地方科举记忆的方式,将儒家的文化精神渗透进南方社会,并试图以此完成对当地文化秩序的重构。第三章《走出“蛮荒”的阴影:科举制度与文化认同》探讨“南士崛起”的文化影响。长期以来,包括岭南、福建在内的南方“边缘区”被视为“蛮荒之地”。对此,“边缘区”的文士们或以坚决的态度予以拒绝,或欲以科名为自己博取文化认同。闽士即为后一种态度的代表。中唐以后的科场佳绩则让闽士收获了自信。借助闽籍文士群体登上全国性舞台的契机,闽人不仅摆脱了“远人”的标识,也祛除了闽地“化外之区”的阴影。附论《中晚唐闽中士人仕进述考》则是将《淳熙三山志》、《八闽通志》、《闽书》等地方文献中所记载的唐代闽中士人出仕情况进行比对、梳理,在考辨真伪的同时,希望为福建地方文献的研究提供一种思路。此外,本文还附有三份附录。其中,附录一《<登科记考补正>中所见唐代之南方举子》在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的基础上,参照相关历史文献及学界研究成果,试图以地域为单位,整理出一份较为完整、可靠的中晚唐南方登科士子名录。在制作这份名录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许多地方文献记录的登科士子尚未为学界所重视,但由于年代久远、传抄讹误及后世伪托等因素的存在,同时也缺乏相应的印证史料,我们不能断定这些记录的可信性,只好将其汇为附录二《部分地方文献中所见唐代登科的南方举子》。附录三《唐代南方地区行政区划简表》是为了让读者更清晰地了解本文以《元和郡县志》为基础的地域划分依据。总而言之,中晚唐科举制度促进了南方士人阶层的成长、南方地域认同的形成。随着唐末五代政局的变化以及南方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南方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角色日渐重要。这些又为“唐宋变革”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