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家庭和睦、国家和谐、世界和平的标志,未成年犯罪成为家庭之殇、学校之祸、社会之痛,故未成年犯罪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固然,学术界的各门学科从不同视角对未成年人的犯罪原因进行了大量有成效的研究,但对未成年犯的关注大多还处于“分化”的状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固守学科分类及学科思维的单一性,缺乏整合的研究范式及时序性的研究。因此,本文试图突破学科界限,对未成年犯的相关问题进行系统探讨,尝试构建一种全方位、立体化、实效性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体系及其干预策略。论文采用跨学科思维视角,运用教育学、心理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提出了法律意识植根于自我的可能性与价值,结合实证研究结果,运用法学、心理学、社会学的学科理念,以教育学为落脚点,构建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法律意识植根于自我之体系,提出基于该体系的未成年犯矫治策略。本文通过自我与法律意识关系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主张应当构建法律意识植根于自我的犯罪预防和未成年犯矫治策略,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绪论。该部分介绍了研究背景、问题的缘起,研究目的和意义,自我、法律意识、犯罪的相关研究状况。研究的基本概念、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这一章是研究的总体设计和起点。第二章,法律意识植根于自我之依据。法律意识植根于自我是基于自我、法律意识与犯罪三者之间的关系构建起来的。自我与法律意识的关系表现为自我健康发展是抑制犯罪的关键因素,自我发展受挫极易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生;法律意识与犯罪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宏观法律意识对犯罪的排斥,这种排斥体现在法律文化、法律传统和法律价值对犯罪的社会控制,另一方面则是犯罪人微观法律意识的缺失。犯罪人微观法律意识的缺失体现在对现行法律知识的无知,更缺乏对法律的积极情感,而法律认知与法律情感的匮乏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生,犯罪行为则是对法律信仰最为严重的破坏。健康的自我和法律意识均与犯罪行为对立,基于此,作者论述了法律意识植根于自我的可能性与价值,这种可能性体现在自我的可吸纳性特征、宏观法律意识作为法律意识植根于自我的前提条件、法律的道德性作为法律意识植根于自我的桥梁、自我中道德发展为法律意识植根于自我的应有之义;法律意识植根于自我的价值体现在法律意识植根于自我的社会控制作用、法律意识植根于自我的系统性特点及这一体系符合复杂系统的非线性、自组织与自适应特征。第三章,以未成年犯为例,对法律意识植根于自我进行实证分析。采取方便抽样法从某未成年犯管教所选取了一定数量的未成年犯,使用标准化问卷对其进行集体施测,分析未成年犯自我、法律意识及法律意识植根于自我的形成关系。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未成年犯自我发展水平显著低于正常同龄群体。他们的自我意识水平和核心自我评价水平都显著低于同龄的正常青少年。第二,未成年犯法律意识水平显著低于正常同龄群体。他们的总体法律意识水平和法律价值——公正世界信念均显著低于同龄的正常青少年。第三,生成未成年犯自我和法律意识的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和社会关系发展水平均显著低于正常同龄群体。未成年犯的不良亲子关系表现在其父母教养方式和父母依恋水平均显著低于同龄正常青少年。未成年犯的不良同伴关系表现为其同伴依恋水平显著低于同龄正常青少年。未成年犯的不良社会关系表现为其社会支持水平显著低于同龄正常青少年,社会疏离程度显著高于同龄正常青少年。第四章,未成年犯法律意识植根于自我的个案分析。这一章是对第三章的补充与深化,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得出未成年犯不健全的自我始于不良的亲子关系,这种不良的亲子关系表现在不良的父母教养方式中。未成年犯自我形成之初,由于父母角色扮演失败导致未成年犯不能将传统社会所要求的规则、秩序内化为其自我的一部分,直接导致其法律意识的缺失。自我与法律意识共生于人际关系之中,个案分析表明,未成年犯不仅亲子关系不良,同伴关系和社会关系也存在问题,从而论证了人际关系发展不良导致未成年犯未形成法律意识植根于自我之体系。同时个案研究表明,未成年犯渴求健康的同伴关系,这为其形成法律意识植根于自我提供了一种路径。第五章,法律意识植根于自我的教育模式探究。结合实证分析,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了法律意识植根于自我的教育特征、教育主体和教育方式,其中教育主体包括实施主体和实施对象主体,教育方式主要体现了在关系中进行教育的这一特征;对法律意识植根于自我的内容,法律意识中的自我和自我中的法律意识及青少年法律意识的培育策略进行阐释;对法律意识植根于自我的三个阶段:混沌状态阶段、共生状态阶段和融合状态阶段进行论述;同时对未成年犯法律意识植根于自我的矫治教育相关内容做了具体的探析。最后作者对全文进行了总结与展望。作者认为法律意识植根于自我之体系的形成,既可以有效预防青少年犯罪,又可对未成年犯矫治提供一种可操作性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