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以西宁市两家三甲医院为田野调查点，对文化在医疗过程中的参与和作用进行了研究。生物医学作为科学发展的产物，将疾病治疗视为生理性病变的诊疗过程。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关注文化与疾病治疗的关系。　　在不同地区、各种不同的地方性文化中，患者对疾病治疗的感受和经历，通常都存在几个基本环节，其中包括患者自己对疾病的认知、择医、医院和医生提供的治疗、患者及家属寻求的其他治疗办法、治疗物（医学药品和非医学药品）的文化属性、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及患者对疾痛的感受和叙事等。这些事项都是理解疾病与治疗的重要方面。生物医学及相关研究较少从患者医疗实践角度进行关注，而民族学、人类学对文化与疾病治疗的研究，却可以在此研究领域精耕细作，推进相关学科整体发展。　　本论文研究是在生物医学忽视医疗与文化关系的背景下，立足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方法而实施的科学探索。生物医学提供当前医疗的主流思路和方法，患者自身在医疗过程中的能动性、民族文化传承及宗教民俗与疾病治疗的关系，都很容易被掩蔽在受生物医学训练的、医生主导的诊疗环境中。突出患者在医疗过程中的能动作用，揭示其文化传统在疾病治疗、健康维护中的参与和价值，有助于人们对疾病治疗与文化的关系形成一个整体的、更加客观的认识。　　跨学科、跨文化的理论视角，是研究的基本方法所在。论文使用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方法，综合利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医学等学科的理论视角，重点从医学人类学角度出发，讨论了在地方性环境中，文化在医疗过程中的参与和作用。在西宁市三甲医院展开的田野调查使用了开放式、半结构式和结构式访谈，通过调查者与患者、医生的面对面沟通，在医疗过程环境中获取一手资料作为研究基础。同时，通过临床观察、参与观察方法，对患者和医生的治疗实践进行记录。研究中使用调查问卷，了解被调查群体的整体情况。对于一些多发性慢性疾病的研究，还使用了“患者主位评估”等方法。医患话语分析也是研究中使用较多的方法。患者的话语是其心理和地方性文化最生动的反映。民族学人类学的个案分析方法也在研究中得到了充分运用。　　在进入田野前，笔者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学习阅读，为医院调查做准备。进入医疗机构后，首先是实地观察，熟悉调查环境。接着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访谈。调查前期，笔者对多民族患者、两家医院的医生进行开放式访谈，从患者和医生的话语中扑捉他们关注的事项，了解患者、医生的文化和治疗行为。这样，患者和医生的医疗实践中一些值得研究关注的事项就会逐渐清晰地浮现出来，如门诊环境中甲状腺疾病患者的疾病认知，藏族患者的择医，回族、撒拉族患者的医疗实践与宗教文化的联系，医患双方在医疗场域对各自需求的强调等等。通过门诊与临床观察、医患话语了解到这些事项后，接下来的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和结构式访谈在医患群体中对这些事项进行了专题研究，从而更为高效和精准地收集案例资料。同时，在医生、患者群体中展开医患需求问卷调查，在藏族、回族、撒拉族患者中进行疾病治疗与民族文化调查。这些工作完成后，通过对案例进行分类整理和综合分析，最后形成对地方性文化与疾病治疗的整体性认识。　　论文作为田野调查的成果，是一部关于西北民族地区的医疗民族志。文化和疾病治疗及健康维护关系密切是论文的基本观点，重视文化在疾病治疗和健康维护中的作用是论文的基本主张。论文各章节通过对患者自己对疾病的认知、择医、医院和医生提供的治疗、患者及家属寻求的其他治疗办法、治疗物（医学药品和非医学药品）的文化属性、医生与患者的关系、患者对疾痛的感受和叙事等事项的具体研究，将人们对文化与疾病治疗关系的认识从感性层面上升到了理论层面——即能够使用民族学、人类学视角的医疗过程这一理论框架去全面系统地理解和阐释这一问题。研究成果是在医疗和健康领域对文化的作用和价值的新的审视。同时，在研究过程中，还针对患者需求、藏族患者择医、医患相互理解等问题发表了系列阶段性研究成果。　　对于医学人类学研究而言，论文的学术贡献及其启示意义在于：医疗过程中有医生主导的一面，也有患者能动的一面。研究强调患者主位视角的医疗实践，有助于人们更为深刻地理解医疗和健康，为全社会在医疗卫生事业中挖掘文化、重视文化、运用文化提供铺垫作用；对高血压、甲状腺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患者主位视角研究，有助于医疗界和医生重视社会生活、心理因素对疾病诱发的作用，可以为患者和医生提供治疗参考；从供求对接障碍审视当前的医患关系紧张状态，是一个较为独特的视角，相关分析可以加深对医患关系一般性的认识。对藏族、回族、撒拉族民族文化对医患关系影响的分析是对医患关系研究领域的拓展，为认识民族地区医患关系的特殊性提供了启示。研究指出，文化调适是改善医患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在疾痛叙事部分，研究不但记录患者对疾病的感受和表述，更注重医学人类学所一贯秉承的关怀和道德立意，为人类心灵提供文化滋养；研究突出患者主位视角，患者的治疗经历和疾病认知，就是从医疗角度对当地民族宗教文化的生动反映，因而对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研究和地方性医疗文化研究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研究推动了医学人类学视角的医患关系研究，对民生、政策调整都是一个详实的参考。　　论文第一章是对田野点的描述。内容包括医院社区的定义，两家医院的生态和运作，医院社区中医患群体的认知与心理特点。　　第二章考察了疾病认知环节中的社会文化因素。患者自身对疾病的认知是民族学人类学视角的医疗过程的起始阶段。本章在简要回顾了西医、中医、民族医学疾病认知的基础上，指出患者主位疾病认知也是疾病认知的一个重要方面，接着结合甲状腺疾病，从社会生活、心理因素探讨了患者主位视角的疾病认知。　　第三章关注择医环节中文化因素。本章考察了民族文化对藏族患者择医的影响。很多藏族患者或其家属请活佛、阿克打卦，将活佛建议视为择医的重要依据。打卦择医的患者们在医院治疗期间的表现也会存在差异，这一部分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地分析。　　第四章、第五章探讨治疗环节中的文化因素。这两章分析了民族文化对疾病治疗的影响。第四章藏族文化对疾病治疗影响的研究因为是在藏族医疗文化氛围浓厚的Y藏医院做调查，所以分为医生的行为和患者的行为两部分。患者的行为又分为医生的治疗和患者在民族宗教文化中寻求治疗两个方面。藏药加持突出体现出了治疗物的文化属性。藏族文化对医患关系的影响也十分明显。第五章是从民族宗教文化视角对回族、撒拉族患者治疗实践的考察。回族、撒拉族患者普遍认为疾病和健康与宗教文化密切相关。患者采取的治疗方式是多元的，既有医学领域的寻医问药，也有民族文化领域的做都哇、吹都哇、举乜贴等，但是这些治疗实践都是行赛拜布，最终疾病能不能治愈，在患者看来都是真主的前定。回族、撒拉族患者强调举意的重要性，认为在治疗过程中不能因为病痛忘记真主，也不能将治愈归功于医生从而举伴真主。　　第六章是对医疗过程中的医患关系环节的探析。本章通过对多民族患者的访谈与观察，秉承马林诺夫斯基文化人类学研究对“需求”关注，分析了患者和医生需求的层次性和多元性，进而提出医患关系是医患双方基于供求形成的相互关系状态。这种双向供求关系在技术层面、心理层面、经济层面、沟通层面、角色层面、道德层面、管理服务层面都可能出现对接障碍，从而影响到医患关系和谐。和谐的医患关系离不开文化的调适作用和医患双方的相互理解。　　第七章是从疾痛叙事中探寻患者的内心世界和文化关怀的可能性。在回族、汉族、藏族等多民族疾痛叙事语境下，不难发现一些共性问题：一是疾病是患者人生经历的一部分，通常都意味着一种苦痛，这是疾病的本质；二是身心是一个整体，良好的心理状态对于疾病治疗和健康十分重要，负面的思想以及强烈的贪欲追求也是制约疾病康复的重要因素；三是道德也是预防和治疗疾病，维护身心健康的一味药，医疗场域中因为患者及家属处于苦痛之中，所以道德认同是一种普遍共识。　　最后，论文从文化与疾病的密切关系、医患关系中文化的调适作用、传统医学理念的时代价值三个方面进行了思考和总结。　　经过研究提出：首先，多元医疗是不容忽视的社会现实，对于多元医疗的理解，以往是从多种医疗方式并存的角度出发的。然而，从具体患者的疾病治疗经历这一视角中，同样也可以形成多元医疗。其次，民族宗教文化对患者心理和行动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例如藏族患者和回族、撒拉族患者对疾病的理解、择医、治疗等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再次，医生和患者的需求不能机械套用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论文对此进行了更为具体的研究。医患双向供求关系中存在的对接障碍是分析和理解医患关系的较新视角，文化对这种对接障碍起着重要的调适作用。总之，论文研究说明：文化积极参与医疗过程，人的身心是一个整体，文化对疾病治疗和身心健康的作用应该受到应有的重视。医学离不开文化，离不开人文关怀。疾病治疗不仅是一个生理性过程，也是一个文化参与过程。论文研究正是从患者医疗实践中，揭示了一个与生物医学完全不同的医疗面貌，由此推动医疗和健康事业从生物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模式进行更好地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