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已经成为众多评论者瞩目的焦点,虽然存在着对这一文学命名的争议,但它已取得学界较为普遍的认可。对新世纪文学的特征和倾向,也出现了许多深刻的论述,但系统性的研究仍不多见。本文就新世纪历史小说的边缘化叙事特征进行了着重论述,希望以此确立理解新世纪历史小说的理论基点。本文以比较作为论述的主要方法,着重分析新世纪历史小说文本的边缘内涵,在与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小说,尤其是“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和90年代历史小说的比较中阐释其新的叙事特征。文章总体上是从历史观、文化观、语言观三个方面入手论述新世纪历史小说的边缘化特征。文中贯穿三条主要线索,一是新世纪历史小说的非意识形态化,一是新世纪历史小说中历史构成因素的非等级制,一是边缘历史的多元化呈现。边缘化的历史景观,在新世纪历史小说里呈现为日常历史、民间历史、边疆历史、文化历史、感性历史等各种面孔。这三条线索存在着交叉性,但它们共同指向对主流化、一体化历史叙事的突破。第一章主要阐释新世纪历史小说日常化的边缘历史观。一方面,新世纪历史小说打破了宏大历史的垄断局面,以边缘的日常生活经验作为叙述历史的基本材料。如韩东的《扎根》、王安忆的《桃之夭夭》等作品。同时,铁凝的《笨花》、迟子建的《伪满州国》、李锐的《银城故事》等作品则在宏大历史与日常经验之间寻求平衡,改变了二者原有的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既还原了历史构成的丰富性,又保持了充分的历史意识,避免了纯日常叙事历史感淡薄的缺陷。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规避了历史的姿态,日常生活没有被附加上额外的价值、意义,也没有90年代历史小说那种对意识形态的对抗、逆反的情绪,达到了审美式的呈现。第二章主要论述边缘文化视野中的历史景观。一些作品以本土化的目光,以边缘文化视角打捞起边疆地区的历史经验,充分展现了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文化与历史的密切关联。范稳的《水乳大地》以百科全书式的书写、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以全民族化叙事,表现出了向传统史诗靠近的迹象,它们剥离了长期附着于史诗之上的意识形态因素,以文化史诗的独特魅力为史诗正名。冉平的《蒙古往事》和红柯《西去的骑手》则还给英雄以本来的面目。传奇经历、神秘色彩、浪漫气质的英雄特征就是对主流文化中革命英雄、国家英雄祛魅后的结果。而宗教则凝结着边疆文化的独特个性,边疆地区的历史变迁往往与宗教的变革相联系,从而为书写历史提供了新的角度,《水乳大地》和阿来的《空山》中的历史变迁则是宗教变迁的文化反映。同时,这些作品以非实用主义的宗教观,呈现了宗教文化的本体特征和历史意义。第三章则以语言为切入点,论述方言这一边缘化语言书写的历史所呈现出的不同面貌。方言作为地域传统文化的积淀,见证着这一地区历史的变迁。比起普通话,它更能贴切地表达地域历史的特征,赋予地域历史变迁以独特的区域个性。而且,不同于用官方语言书写历史,方言书写的历史则是民间版本的历史。阎连科的《受活》、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依托方言,以不同的立场书写了与正统历史不同的历史场景,还原了民间的边缘历史经验。而且,由于方言富有情感性因素,它所书写的历史因此更具有感性特征。张炜的《丑行或浪漫》、阎连科的《受活》、莫言的《檀香刑》等作品充满了对历史家园般的情感体验。方言是他们寻找故土民间精神的通道,他们用方言书写的感性化的历史,决不是单纯的历史理性和价值判断,历史反思中灌注了情感因素。结语部分在肯定边缘化的意义的同时,主要论述边缘化叙事的潜在危机和消费主义倾向。“边缘”的意义是在与“中心”与“主流”的对比中获得的,边缘化叙事中潜藏着“前叙事”的巨大阴影。而且,“边缘”正一步步成为新的中心,极有可能成为新的叙事模式和话语崇拜,重蹈历史的覆辙。而消费主义倾向更成为边缘化叙事无法摆脱的瘟疫,日常叙事的怀旧、边缘文化的奇观、方言的大众趣味,都成为消费主义对“边缘”的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