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垄断法》中经营者集中实体审查标准融合了竞争考量、利弊权衡和社会公共利益等多种因素,构成一个相对较为复杂的审查标准体系。标准将“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作为禁止企业并购的基本原则,将“集中对竞争产生的有利影响明显大于不利影响”与“符合社会公共利益”作为批准并购的两项例外。这与国际主流标准接轨,但操作性不足。实体审查标准分析框架内各种因素之间不是绝对独立而是互相影响的,在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过程中各因素所占的权重也并不固定。结合中国执法实践经验,探讨实体审查标准的价值体系非常重要,因为其间接指引反垄断执法机构对经营者集中行为审查的逻辑起点以及对效率等非竞争因素和反竞争效果权衡的程度;其次,实体审查标准的量化分析日益重要,立法上尽量颁布多种考察因素的相关指南,各因素的分析标准适当借鉴域外先进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建立风险预警机制,为集中参与者提供预测功能并有利于审查结果更科学。另外,中国经营者集中实体审查标准在结合基本国情的基础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逐步探索“有利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的主体、内容等,及时把握标准灵活性与稳定性之间的界限,通过不断完善实体审查标准的结构和合理性,培养良好的竞争文化及竞争环境。本文首先初步提出了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实体审查标准在法律适用中的主要问题;其次梳理了域外经营者集中实体审查标准的相关立法和执法实践,为中国借鉴提供分析基础;再次对中国实体审查标准的立法和实践结合问题简要分析其价值目标体系和标准结构的具体化选择;最后结合国情适当提出完善我国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实体审查标准的建议:强调立法源头的完善;注重经济分析与法律分析相结合;初步探索经营者集中实体审查标准价值体系的构建;探讨效率、社会公共利益等主体或边界难以确定的相关因素在具体案件的审查过程中应占何种权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