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东黔西地区地处云贵高原腹地,历来便是族群迁徙以及文化传播的重要通道,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使之形成了以小自然地理区域为单元的既有个性又有共性的文化格局。本文选取其地方特色突出的青铜兵器为研究对象,试图在通过对该区域出土东周秦汉时期青铜兵器进行类型学和年代分析的基础上,努力构建滇东黔西地区东周秦汉时期各类青铜兵器发展的时空框架,同时对其与周围地区青铜兵器的关系、内部地域上的差异、族属等问题进行探讨。全文共分五部分:第一章,绪论。对滇东黔西地区的自然历史情况、青铜兵器的研究情况,以及本文的选题缘由、研究意义及方法做了阐述。第二章,滇东黔西地区出土青铜兵器的类型学分析。遵循考古类型学原理,对该地区出土的剑、戈、矛、钺、镞、啄、弩机等主要青铜兵器,进行了类型学分析。第三章,滇东黔西地区青铜兵器的分期与断代。依据青铜兵器的变化特征和各类型兵器出现时间的差别,并结合共存器物及相关遗存的研究成果,将滇东黔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兵器分为五期,时间从春秋时期延续到西汉晚期,并总结了该地区青铜兵器的演变特点。第四章,滇东黔西地区青铜兵器与周边的比较及分区研究,在将该地区青铜兵器与周围地区作比较分析后发现,该地区青铜兵器自始至终都饱含着周围地区的文化因素,而不同文化对其影响的程度和方式又充分体现在其内部的地域差异上。第五章,相关问题研究。首先对滇东黔西地区墓葬所出兵器的组合进行分析。在各兵器组合中,剑的数量始终居于首位,戈和矛也占有一定比重。其次以赫章可乐遗址出土的大量典型巴蜀柳叶形铜剑为据,认为巴蜀与赫章两地至少在战国早期就存在一条民间贸易通道。并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推测,古蜀曾对其南部实行过“武器管制与禁运”的政策。最后探讨了滇东黔西地区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兵器与“夜郎”文化的关系,认同该地区为文献中记载的夜郎及其旁小邑的活动区域,但对该地区青铜兵器是否就是夜郎文化的遗物持谨慎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