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月1日，《星星》在四川成都创刊，成为新中国第一本专门的诗歌刊物。它前八期的诗歌作品、诗歌活动、诗歌事件等最为人所知，也最具影响力，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极为重要的记录和痕迹。《星星》诗刊的创办包括它的形成过程和第一次亮相展示的品格。在国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语境下，四川省委大力支持，四川文联积极主办，更赖于年轻诗人对诗歌的热烈追求，《星星》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下诞生。《星星》在创刊之初有明显的“同人”色彩，在体现党的意志的同时，突出地表现出文化功能。异军突起的“少年派”、大胆的讽喻诗与爱情诗、相得益彰的插画为《星星》独树一帜的品格奠定了基础。创刊号上的《吻》和《草木篇》引发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星星》诗案”。最先是《吻》受到省内文艺领导高层发起的批评。在行政力量的主导下，“一片繁荣”的批评与“不见天日”的反批评形成了非正常的文学批评现象。随后，对《星星》批评的重心由《吻》转向《草木篇》。《草木篇》是流沙河诗歌创作转变的一个代表作。与集束式的批评相比，《草木篇》的反批评一直处于“失语”状态。但来之迅猛的批评浪潮在国家领导人的宽和讲话之后匆匆平息。这阶段的编辑们也受刊物牵连，或被迫离职，或遭到批评，其影响反映在刊物上，则是《星星》在坚持个性的同时又有妥协。随着国家政策方针的调整，“《星星》诗案”第二波开启，在整风运动突变为“反右”斗争中酿成历史大悲剧。省文艺领导捉摸不定的态度和对《草木篇》直言正论者的遭遇具体演绎了省内文学界经历“批评——反批评——大批判”的三个阶段。省外“放火烧身”的范琰和因信受牵连的公木则代表了省外对《草木篇》评价的“反批评——大批判”走向。此阶段，《星星》由曲折前进到全面沦陷：一方面是编辑部改组，另一方面是刊物的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