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向”之后,传统的“语言学派”对“文化学派”提出的最大质疑就是他们认为“文化学派”强调文化研究,脱离了翻译的本体——语言。于是,“翻译伦理”研究复兴,它的研究范围既包括语言,也包括文化和社会。“翻译伦理”这一概念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由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提出之后,中西方译界学者对它的研究就从未停止过,并呈愈演愈烈之势,现已成为翻译研究的热门领域。目前译学界对翻译伦理的讨论主要集中于由切斯特曼提出的五种“翻译伦理模式”,即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和职业承诺。笔者在研究中发现中西方学者对“翻译伦理”及其相关术语的使用较为混乱,在回顾中西方翻译伦理研究的基础上,重新界定译者伦理、个人伦理、翻译伦理和职业伦理这几个较易混淆的术语。本文在理论上推导出译者伦理对翻译伦理的前四个方面具有操纵作用,并以中国翻译家和思想家鲁迅的翻译活动作为个案,对其在不同译者伦理指导下的翻译活动做描述性研究和对比研究,分析鲁迅的译者伦理如何操纵其翻译伦理。笔者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伦理对翻译伦理并不是完全操纵,对翻译伦理模式中的职业承诺不存在操纵作用。鲁迅的翻译活动在不同的译者伦理影响下,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体现了译者伦理对翻译伦理的操纵。本文期待能够对切斯特曼提出的“翻译伦理”做出些许延伸研究,从而丰富鲁迅翻译研究的伦理学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