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市高层化的发展,由高空抛物行为引起的扰乱公共秩序案件增多,成为“悬在空中的痛”。在此背景下,《刑法修正案（十一）》中高空抛物罪以情节犯的模式正式成为刑法中一个新的罪名,并被放置在扰乱公共秩序罪中,进一步明确了对高空抛物行为的刑法规制。本文通过对本罪的判例样本统计分析发现高空抛物罪在司法适用中存在着行为评价差异性明显、入罪情节标准虚化、不同罪名界限模糊的特点。对上述特点产生的原因剖析反思,主要是源于缺乏司法解释,没有对高空抛物行为进行类型化分类,致使高空抛物罪犯罪圈的扩大化,同时关于高空抛物罪的大多数裁判文书中对本罪的各构成要件缺乏实质性分析,呈现出宽严不一致的乱象。针对上述原因有必要在司法实务中对高空抛物罪进行限缩性解释。对高空抛物罪的限定解释和司法认定应当基于一定的原则。首先是遵循法益保护的原则,这是高空抛物罪限定解释的逻辑基点。高空抛物罪保护的是“公共秩序”法益,是公民在公共空间内稳定安宁的状态,应当与人身财产安全紧密相关。并且公共秩序法益不同于公共安全法益的紧迫性和结果扩散性,二者是有位阶差异的。其次是遵循刑法谦抑性原则,刑法作为最后手段,在规制违法犯罪行为上不能越位。通过民事介入的优先性来规制高空抛物导致的危险性不同的行为,是刑法谦抑性指导下高空抛物司法实践的规制路径。最后是否定严格责任。本罪适用应审慎评估主观过错,根据客观事实构建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避免因忽视主观心态,造成仅根据出现实际的损害结果就认定为高空抛物罪的“唯结果论”。基于上述理论原则对高空抛物罪的构成要件进行规范性解构。首先,因无法列举实践中高空抛物发生的情况,对“高空”“抛”“物”要件的解释需要结合行为人抛掷物品的场所、时间、主观心理等综合因素进行实质性评价,紧紧围绕扰乱公共秩序法益进行限缩解释,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其次是对“情节严重”的内涵阐释和认定规则。为避免因缺乏相关司法解释,造成“情节严重”范围的扩大化,应当在公共秩序视域下明确“情节严重”的解释限度:第一,行为要具备侵害公共秩序法益的紧迫现实性,即还原到对公民生命健康或财产安全造成必要的、紧迫的危险;第二,要具备体系性,本罪中的“情节严重”是客观与主观违法性要素的有机统一,客观层面和主观方面的不法均需考虑。在遵循解释限度下,明确高空抛物罪“情节严重”的认定规则,即在客观层面,行为人抛掷物品的性状、抛物时间地点等因素会导致行为本身危险程度不同;在主观层面,行为人主观故意态度反映了人身危险性系数。由此将从客观到主观危险系数高的行为综合纳入“情节严重”的范畴。最后是对行为人主观要件的解构。高空抛物罪是轻微的故意犯罪,罪过形式不包含过失犯罪。大多情形下,本罪的主观罪过是概括故意,在意志因素上表现为希望或放任;在认识因素上只需要明知抛物行为有危险性即可,不需要对危险程度和危害结果有具体明晰的认识。同样,本罪的不同主观动机也应在量刑上区别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