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系统论的角度审视人地关系,认为人口系统与土地系统是社会经济系统当中最为基础和重要的两大子系统,人地系统正是人口子系统与土地子系统相互作用、相互耦合、相互依存、共同衍生出的复合整体,其协同性主要体现为人口、土地两大子系统自身呈现的“稳定状态”以及两大子系统通过主要关联属性互动耦合所表现出来的“协调、合作关系”。基于此,本文以成都平原作为研究区域,以人地系统作为研究对象,以子系统属性特征为标识,通过深入探究人口、土地两大子系统自身的运行状态、整体功能特征以及两者在演变过程中形成的相互协调态势、共生合作程度,以此阐释不同类型的协同机理,据此识别和评判成都平原人地系统整体协同特征,从而在局部到整体的层层剖析中揭示人地关系的本质、区域人地矛盾的根源及程度,初步形成相对完整的成都平原人地系统协同性研究的基本框架,为实现区域内以“人地协同”为基本前提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必要的实践指导与理论借鉴。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结论：(1)人口系统与土地系统状态特征调查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研究期内成都平原人口数量快速持续增长,人口机械增长是人口规模扩大的主要来源；人口城镇化水平较高,人口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城增、乡减”的数量变化特征和老龄化趋势明显；人口数量的产业分布由“一三二”型优化为“三二一”型,呈现出“一次产业减、二三次产业增”的人口产业分布结构变化特征,因此,成都平原人口系统处于发展变化和相对开放状态,人口的总体数量、城乡和产业分布结构等属性处于发展变化的相对不稳定状态。研究期内成都平原土地系统的类型(子系统)组成相对稳定,没有发生土地类型的增和减；各土地类型的数量属性演化急剧,“耕地减、建设用地增”的特征明显；其中,耕地面积减少7.81万hm2,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增加3.79万hm2；各土地类型的质量属性变异显著,土壤有机质含量丰富,但磷、钾含量偏低,土壤污染较为严重；各土地类型的区域分布差异明显,利用特征分异显著,城镇、果粮农和林粮农三个区域的土地利用程度和用地结构差异显著,因此,成都平原土地系统正在发展变化过程中,处于类型(子系统)组成相对稳定,各土地类型(子系统)的数量、质量和分布属性不稳定的状态。(2)人口数量、结构变化与土地类型数量变化协同性特征通过引入“弹性系数、压力指数、贡献度指数和负载量”,对成都平原人口数量、结构变化与土地类型数量变化协同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人口数量变化与耕地、林地、建设用地以及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变化的协同性较差。研究期内“人口-耕地弹性系数”总体小于0且均值为-1.45,表明耕地减速整体快于人口增速；耕地压力指数由1999年的1.1942持续上升到2008年的1.3804,表明耕地实际供给能力与人口食物消费需求长期处于“供小于求”的不平衡状态。研究期内“人口-林地弹性系数”总体大于0且均值为1.214,表明林地增速略快于人口增速,两者相对变化较合理；但人均有林地面积和人均森林蓄积量总体偏低,森林资源供给能力无法满足人口对林产品的现实需求。2002年到2008年期间,“人口-建设用地弹性系数”均值达到1.562,表明人口与建设用地增速显著背离,两者相对变化不合理；人均建设用地快速持续增长,人口贡献度指数由2001年的0.829持续增长到2008年的1.694,“建设用地消耗”对于人口规模扩大的贡献程度逐年降低。研究期内“农村人口-农村建设用地弹性系数”普遍大于0且均值为0.1968,表明农村居民点用地减速明显滞后于农村人口减速,两者相对变化不合理；农村居民点用地人口负载量由1999年的183.81m2/人持续增长到2008年的252.24m2/人,远超过国家标准。劳动年龄内农业劳动力数量变化与农用地数量变化协同性较差。研究期内“农业劳动力-农用地弹性系数”总体小于0且均值为-0.6494,表明农用地减速明显滞后于劳动年龄内农业劳动力增速,两者相对变化不合理；研究期内农地劳动力承载压力指数总体大于1且均值达到1.69,表明劳动年龄内实际农业劳动力长期处于超载状态。城镇人口数量变化与城镇用地数量变化基本协同。研究期内“城镇人口-城镇用地弹性系数”普遍大于1且均值为1.0804,表明城镇人口与城镇用地增速基本吻合,两者相对变化较合理；城镇用地人口负载量由1999年的76.44m2/人增长到2008年的83.73m2/人,达到国家标准。人口产业分布结构变化与土地类型数量变化较为协同。研究期内“农业从业人口-农用地弹性系数”总体大于0且均值为0.16,表明农业从业人口转移速度快于农地非农化速度,两者相对变化较合理；农业从业人口转移率与农地非农化率协调度由1999年的1.258增长到2008年的1.402,表明两者变化速度能够相互适应。(3)人口数量、结构变化与土地质量变化协同性特征将成都平原人口数量及结构状态水平与土地质量状态水平耦合发展的演进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中,1999年到2001年期间,人口数量及结构状态水平与土地综合质量状态水平总体处于弱不协同状态；2002年到2005年期间,人口数量及结构状态水平与土地综合质量状态水平依然不甚协同；2006年到2008年期间,由于土地生态环境质量下降速度的放缓以及土地经济质量的大幅度提升,促使这一阶段人口数量及结构状态水平与土地综合质量状态水平进入到基本协同状态。(4)人口空间分布变化与土地空间分布变化协同性特征人口数量空间分布变化与土地类型数量空间分布变化较为协同。成都平原各县(市、区)人口密度变化量与土地综合利用动态度以及土地综合利用程度变化量均呈高度正相关性,两者相对变化较合理；人口空间集聚程度越高的区域,其土地综合利用动态度和土地综合利用程度变化量保持着相对较高水平。城镇人口空间分布变化与城镇用地空间分布变化较为协同。依据各县(市、区)城镇人口密度变化程度,将成都平原划分为两类区域,各类型区“城镇人口-城镇建设用地弹性系数”都大于1,说明城镇人口增速滞后于城镇用地增速,两者的空间分布变化较合理；Ⅰ类区域城镇用地和城镇人口平均增长量远超过Ⅱ类区域,两类区域城镇用地平均扩张率明显超过同区城镇人口平均增长率,并达到国家标准。农村人口空间分布变化与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分布变化协同性较差。依据各县(市、区)农村人口密度变化程度,将成都平原划分为两类区域,各类型区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用地在空间维度上的相对变化不合理；Ⅰ类区域农村人口平均变化量远超过Ⅱ类区域,但Ⅰ类区域农村居民点用地平均变化量却远低于Ⅱ类区域；两类区域农村居民点用地人口平均负载量大大超过国家标准。劳动年龄内农业劳动力空间分布变化与农用地空间分布变化整体不协同。成都平原绝大多数县(市、区)劳动年龄内农业劳动力与农用地相对变化不合理；按照劳动年龄内农业劳动力数量“增减”变化方向及程度,将成都平原划分为四类区域,各类型区在研究期内农地劳动力承载压力指数均值都大于1,表明农用地承载劳动年龄内农业劳动力长期处于超载状态。人口产业空间分布结构变化与土地类型数量空间分布变化较为协同。依据各县(市、区)农业从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程度,将成都平原划分为三大类型区,各类型区在研究期内的“农业从业人口-农用地弹性系数”均值普遍小于1,表明两者相对变化较合理；研究期内I类区域农地非农化数量达到0.1203万hm2,远远超过其它两类区域,各类型区农业从业人口转移率与农地非农化率协调度均值都大于1,表明各类型区农业从业人口与农地非农化速度能够相互适应。基于各县(市、区)人口数量及结构与土地质量联系度系数变化的空间耦合特征,将成都平原划分为五类区域,各类型区人口数量及结构空间分布变化与土地质量空间分布变化均呈现出不协同状态。(5)人地系统综合协同性特征以物元理论为基础,建立人地系统综合协同性分析物元贴近度模型,确定人地系统协同发展的理想目标,构建人地系统综合协同性分析的指标体系,计算不同维度下的单项贴近度和综合贴近度,并通过人地关系“事实现状”与实现人地系统协同发展的“目标状态”进行综合对比分析和综合判断,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2008年、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贴近度计算结果显示,成都平原人地协同整体处于“较不协同”状态,人地系统协同性的主要限制因子是人均有林地面积、农村居民点用地人口负载量、地均劳动年龄内农业劳动力数量、土壤污染指数和农用地经济产出能力,次要限制因子是人均耕地面积、土壤肥力指数。从时间维度上看,从1999年到2008年期间,成都平原人地系统大多数年份处于“较不协同”状态。其中,1999年到2001年处于“基本协同”状态；2002年到2006年进入到“较不协同”状态；2007年到2008年仍然处于“较不协同”状态。从空间维度上看,成都平原大多数县(市、区)人地系统处于不协同状态。其中,郫县、温江区、青白江区、广汉市以及新都区处于“基本协同”状态；成华区、金牛区、旌阳区等17个县(市、区)处于“较不协同”状态；什邡市、安县、江油市、夹江县以及彭山县处于“极不协同”状态。(6)政策启示根据以上研究结果,提出了建立外来人口总量控制计划制度,严格控制人口机械增长；坚持保护耕地和节约用地并重,将土地利用结构与产业布局和结构紧密结合,使土地利用结构逐步优化；控制城乡建设用地增速,严格审批和控制农村非农建设用地,提高农村居民点用地效率；引导农民走城镇化道路,优化农业结构；积极发展二、三产业,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和空间转移创造有利条件等对策建议,以促进人地系统的协同发展和持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