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从殷周之际走上了一条文明的独特发展模式——周文汉制：意识形态的儒家宗法伦理,保障了亲亲的政治温情；社会下层依靠循吏条教,保证了中央王朝行政命令的时效性。自宋代以后的近世社会,儒学呈现出地域性分殊的一面,濂、洛、关、闽各自呈现出不同的地域学风,这样的区域性差异甚至影响到了近代中国的文化格局。关学——肇端于北宋时期的张载,他思想既重视形而上的本体构造,又能够扎根乡土宗法。张载的形下条教的路子被他的弟子蓝田三吕继承,他们共同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首个乡规民约,调整社群内部的伦理纠纷,策励道德先进。这一儒学社群范型,一直到民国时期仍有关中学人接踵先贤,在一些社区损益革新后实行倡办。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传统宗法制度遭受到一次灭顶之灾,批判者对于宗法、家族对个人的桎梏压迫一昧打到,未经考量。本文将视角锁定在一个乡间的理学学者——杨昌年。民国末年,他和其他诸位儒家士绅在家乡创办的团练制度,在社区内部按照《吕氏乡约》制定约法,汇集礼、乐、兵、农、刑、政为一体。积极的防备匪患、发展生产,支持国民革命。在1911—1934年期间,在昌年等人的治理之下的到贤镇俨然一片华胥古风。文章试图围绕这一社区如何在变迁的时代中进行内部的调试,基于技术、个人主义这一现代性的断裂做一番形上反思。从而除过对杨昌年先生的团练制度历史评价外,进而呼唤一种大地精神。因此本文拟定五个章节进行论述。第一章简单交代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所依托的前辈学人的理论资源,侧重对自己研究视角、方法的澄清。重心放在地域性儒学社群的强调,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特点概括的普遍性。第二章文章简单的追溯了殷周之际的伦理革命,以及儒学发展到近代大体呈现出的脉络：巫祝之儒→教化之儒(先秦形态)→王者之儒→教化之儒→王者→教化的动态演化过程。着重放在宋代以后儒学的基层化转向。第三章分析了技术、个人主义这种现代性的断裂对于传统礼法社会的解构,以及文化内部结构的自我调适。第四章是文章的重心,集中运用社会学、田野调查、结合文本分析的方法对杨昌年与富平县东四团团练制度做一深入的历史描述,彰显这一儒学地方性知识的独特性。第五章归根。首先对“根”这一意象做了一番语词考证和哲学阐释,内在的逻辑紧跟第三章和第四章,技术其实对“根”的“脱域”,最后文章以海德格尔的话简括乡土士绅身上的大地精神与世界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