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文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中国模式”作宏观的理论分析。 “中国模式”亦称中国发展模式。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它是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包括中国特色的发展理念、发展体制(机制)、发展战略。它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机制相结合的产物,因而也可以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简称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就其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机制相结合的特性看,这是现代经济学史上未曾出现过的独特经济发展模式。 本文在理论分析部分,除了阐述了“中国模式”的产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理论基础等基本问题外,系统阐述了三个方面的观点:“中国模式”具有内生性、创新性、渐进性三大基本特征;“中国模式”即“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出现,就因为市场经济不具有社会性质的属性,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中国模式”之所以能够成功,在经济制度、经济体制(机制)创新和发展战略之外,还因为执政党和政府采取了一些科学的战略思想、战略举措,主要包括“发展观念的与时俱进”、“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保持强有力政府”等。 本文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本质是一种经济体制转型”,因而本文在简要解读了中国发展理念、发展战略之后,重点研究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制度创新。因此,本文的主体部分从四个方面阐述了“中国模式”的制度创新。一是所有制结构的创新。中国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所有制结构),而且创新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从而形成了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也不同于以私有化为标志的西方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二是经济运行机制的创新。“中国模式”比较成功地进行了经济运行机制转换,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机结合起来,而且在科学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方面不断进步。三是经济开放制度的创新。“中国模式”在适应经济全球化要求、实现中国经济国际化的道路上,走了一条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前提下渐次推进的对外开放之路。并且,根据对外开放进程和中国经济发展情况,适时进行对外开放战略的调整,既引进了必需的资金、技术,又有效规避了国际经济风险。四是分配制度的创新。“中国模式”在分配问题上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不仅创造性地建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并且在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形式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进行了创新。 通过分析,本文认为“中国模式”是植根于中国土壤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一定具有“普世意义”。而且,作为经济体制转型的一种模式,它还没有完全定型,正处于不断发展、完善之中。本文预测,在科学发展观引领下“中国模式”的未来走向主要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追求;“四位一体”的发展目标;“协调发展”的发展态势;“持续发展”的发展理念;“互利双赢”的发展环境;“内生增长”为主的发展方式;“良性互动”的发展体制,等等。 本文采用实证分析方法,“以论为主,史论结合”。对27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特别是经济发展进程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概括、抽象,形成了“中国模式”的理论体系,同时用大量的事例和数据来论证这种认识。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 作为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系统分析和认识,本文主要创新之点有: 第一,在系统梳理关于“中国模式”的众说纷纭的观点基础上,对经济学意义上的“中国模式”的涵义做出明确界定,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一种理性认识。 第二,选择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即“中国模式”的研究聚焦到制度创新上。本文将“中国模式”的制度创新概括为基本经济制度(所有制结构)创新、经济运行机制创新、经济开放制度创新、分配制度创新四个方面,并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了这四个方面制度创新的进程与成就。 第三,在解读“中国模式”过程中提出了一些创新的观点。“理论分析”部分中对“中国模式”基本特征的概括、对“中国模式”存在和成功的“奥秘”的分析,都是在已有研究“中国模式”的文献中所未见的。在分析中国的制度创新时提出,中国不自觉地遵循了“制度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在“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的经验分析”中提出,必须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作为判断所有制结构改革成败的标准。在分析中国的宏观调控经验时提出,宏观调控应成为一种“常态”,一轮大的宏观调控宜多阶段、多次性进行,以保持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要坚持“尽可能市场,必要时政府”的原则,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