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中地方政府的角色行为模式为什么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异，并给地方工业化、市场化的路径选择带来深刻的影响?而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主题，为什么长期滞后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本文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在制度环境的深刻变迁过程中，地方政府无论是职能履行还是政策执行都存在着一种“选择性”机制，地方政府能够根据自身的效用偏好，有选择性地履行职能和执行中央政策，其行为选择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弹性空间。从地方政府演变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的那一天开始，政府职能的转变，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认知或公共财力问题，而更主要的是一个政府效用目标的选择，一个政府行为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问题。论文以地方政府行为自主性扩张为基本视角，立足于浙江区域市场化进程中地方政府与微观主体互动关系的个案分析，就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及其演变轨迹，特别是地方政府在区域市场化进程中的行为选择的内在逻辑进行分析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制度环境的深刻演变，使地方政府在整个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中的角色发生了重大转变。地方政府从计划经济时代单纯的中央指令的执行者，演变成了有着自身特殊利益结构和效用目标的地方公共事务管理主体。而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的一系列放权改革，重构了政府间的关系以及地方政府行为的动力机制，地方政府的自主意识迅速觉醒，并逐步形成了最大限度地扩张权限，不断尝试突破中央政策底线，以实现其特定的效用目标的内在冲动。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没有能够建立起刚性化的权限、职责分工体系，中央政府缺乏监督控制地方政府行为的有效机制。同时，为了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推动体制改革的积极性，中央政府持续性地推行了权力下放的行政体制改革，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也越来越偏重于地方经济发展绩效所显示的政绩。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关系，由此越来越具有了政治总承包的意味，即只要下级政府能够在经济发展上创造出良好的政绩，并完成上级下达的各种任务指标，上级政府通常很少干预下级政府的具体行为选择。地方政府以完成上级政府规定的刚性任务为前提，获取了在辖区内“说了算”的自主行为空间。制度环境变迁过程中约束条件与动力机制的演变，既为地方政府扩张行为自主性构建了强大的内在诱因，也为这种扩张提供了极富弹性的可能性空间。所谓地方政府行为自主性(The Discretion of Local Government’Action)，指的是拥有相对独立的利益结构的地方政府，摆脱上级政府和地方各种具有行政影响力的社会力量的控制，按照自己的意志实现其行政目标的可能性，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区别于上级政府和地方公众意愿的行为逻辑。地方政府行为自主性不同于中央下放的自主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它是一个充满弹性的可能性空间。通过规避法律、政策的限制，地方政府可以成倍地放大中央政府下放的自主权，甚至获取中央政府根本就没有下放的权限。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执行上级政府制定的政策，还是追求地方政府自身的行政目标，地方政府都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主选择余地。地方政府不仅能够根据自身的偏好选择性地执行中央的政策，履行自己的职能，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效用目标来配置其拥有的越来越丰富的公共资源，甚至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凭借自己同上级政府的博弈经验或者地方的经济实力，超越自身权限，突破政策界线，自主地把握政府行为的边界。地方政府行为自主的扩张，意味着地方政府权力、职责及行为边界的模糊化，意味着地方政府角色行为潜在的多元化的可能性，它使得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呈现出了越来越强烈的个性化色彩，进而导致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个性化”。地方政府行为自主性的扩张，合乎逻辑地产生了地方政府行为绩效的不确定性，以及区域市场体系发育的路径选择及其绩效的不确定性。从“温州模式”到“浙江现象”，浙江的实践表明，地方政府的行为自主性是区域市场体系发育的关键变量。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行为自主性构成了地方民众推动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与中央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中间环节，是推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激发体制改革创新活力的关键性因素。另一方面，利益驱动下的地方政府行为自主性往往表现为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强制性地介入微观经济过程，人为阻碍要素流动和区域市场体系的发育，甚至可能出现地方政府行为的自主性为地方行政长官追求政绩最大化的冲动所左右，为地方资本力量所摆布的局面。换言之，地方政府既可能通过扩张其行为自主性，创造性地利用政策机遇，积极推进区域市场体系的发育；也可能通过扩张行为自主性，最大限度汲取地方资源实现政绩最大化，成为区域市场体系发育的阻碍力量。地方政府行为自主性的日益膨胀，表明地方政府行为既在一定程度失去了中央政府的有效监督和制约，也没有能够在地方政治与行政体制的框架内形成有效的制约机制，地方政府行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失范境地。因此，建立健全法律化、规范化的政府间职责、权限分工体系，最大限度地压缩政府间博弈的制度空间；积极推进政治分权改革，探索在各级公共权威层面建立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横向权力制衡机制，从而最终建立地方政府行为自主性的有效控制机制，已经成为中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大现实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