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是呈现社会面貌、观测社会变迁轨迹的一种尺度。1946-1948年期间,国共两党激烈的政治角逐,占据着社会主要媒介资源广播与报刊亦发挥着变革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而1946年9月1日复刊的《广播周报》作为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刊发为辅助国民党广播事业发展的广播专业刊物,作为纸媒,它既是专业报,又带有普通报的特性;它又是将电子媒介与纸质媒介合为一体的特殊纸质报刊,透过《广播周报》来解析这一时期广播和报刊相互联结与互动下,国民党当局在建国总方针的推进和积极发动内战做准备的双重任务下对社会生活的渗透、构建过程,可以为观测其时社会生活变迁提供一个窗口。抗战胜利后的中国社会处于新旧时代转轨之际,社会生活的变迁多与其时政治、经济、文化进程的联动更为紧密。因此,笔者围绕着1946-1948年《广播周报》为考察对象,以建国思路与内战方向为两条明暗线,贯穿于研究《广播周报》呈现的广播类专业刊物对于建构广播文化平台、民众日常休闲生活空间与国内政治经济动态的路径。并揭示处于历史变局之中的《广播周报》,在坚守职业道德和趋于政党规制的矛盾与冲突中相互博弈的过程,将报刊史和广播史进行交叉分析,以期全面的还原历史场景。第一章从1946年后国民党当局建国与内战的两条主线延伸剖析其时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以广播媒介为契机,展现国民党在全面抗战后对广播系统进行的重新定位,从接收、接管收复区广播事业、大力推进广播普遍化的效能到筹建“庞大而周密的全国广播网”的综合布局。在积极落实广播政策为建国生活做宣传中,《广播周报》承接了“办大众需要的读者自己的刊物”的报刊定位,依据政策和环境导向在社会生活的呈现与互动中不断调适发展模式。第二章从《广播周报》以英美广播公司等国外广播事业先进创新的广播技术、组织架构、发展模式、节目评估等全方位、多系统的深入考察借鉴,以扩展中国无线电广播事业发展的理论框架和实践经验,重塑无线电发展的多面性意识。落实到国内无线电广播事业的发展模式层面,以逐渐栏目化的“听众问讯”、系统完善的“无线电问答”、解决痛点问题的“听众服务”三位一体的为社会民众搭建无线电广播知识地图。围绕广播业内动态、发挥“圈内优势”助力社会民众树立正确的广播从业人员的职业认识,在交流与碰撞中传播、普及广播知识并拉近与社会民众的距离。第三章主要以建国大方针指导下《广播周报》对于社会主题呈现的策略和效用的考察。广播成为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渐趋融入社会生活场景,《广播周报》在融通报刊与广播两种媒介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以民众日常生活连接、新生活观念的渗透和休闲生活的建构三个主题潜移默化的渗透于社会民众的日常习惯与思想意识。第四章聚焦处于国民党战略后退期的《广播周报》在国内政治、经济生活报道中逐渐沦为“国民党政策的发布器”的报道倾向和策略性的坚守真实的对抗。这个部分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围绕“戡乱动员”利用时评、专论、歌曲、广播剧、纪实等传播策略进行“剿匪”宣传;二是以“新币制改革”为轴点,观测社会民生凋敝、通货膨胀与物价飞涨现状下《广播周报》报道主题的呈现与迂回的对抗策略。从涉及政治、经济生活的两大事件进程来透视《广播周报》在政党管辖下运用刊物自身特殊性对历史进程的把握和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关照。笔者主要是通过论述《广播周报》置于诡谲多变的历史环境,利用刊物自身的特殊性,在协调建国任务和迫于政党掌控、推动内战进程的压力下,积极融合于国统区广播事业网络,将文化、思想、休闲观念等触角渗入社会各个角落,在屈服与抗争中坚守职业精神,还原其时政党、社会和民众的真实生活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