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潼铁路是近代陕西省筹建的第一条铁路。诸多因素驱使各方考虑筹修西潼铁路的“动力选择”,主要包括:清廷准许各省自办铁路和粤汉铁路的收回引起的各省自建铁路的热潮;防止外国人对陕西路权的窥伺;陕西连接东西在巩固西北边防上的重要性;铁路对开通商务、变通风气等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这些是驱使各方考虑筹修西潼铁路的“动力选择”。然而,西潼铁路从开始的“动力选择”上,即深深地打上了国运衰微的烙印,自保路权和巩固边防成为最首要的因素,而铁路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功效,则成为次要的筹筑动力。西潼铁路的从1905年至1911年,经历了“官商合办”、商办、收归国有三个阶段,蹉跎复蹉跎,始终处于阶段,而未有尺寸进展。筹修西潼铁路本是现代化事业中的一项经济问题,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却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意义,鲜明地体现出了社会转型。整个过程中,参与其中的包括政府、民间、外国三股势力。政府力量对铁路的修建从理想化到重现实、规划明晰,反应出其理性化的一面,但其内部已经严重分裂,官僚集团在具体施政方针上难以达成共识,政府的权威丧失,失去社会控制能力,无力整合支持修造铁路而又相互对立的各方。民间力量方面,农民是被裹挟者,是社会转型成本的负担者,因此加重了对现代化的误解和对清廷的仇视。士绅是领导者,学生是先锋军,他们从传统体制内脱离出来,“改变了政治力量对比”,处于政府的对立面,用现代思维评判政府,用现代传播媒介争取路权,把保路自办作为现实地方自治和民族独立的具体途径,却显得执拗而过于情绪化。铁路的中,一直存在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路径,这种路径的博弈反应出现代化发展的不同操作取向,即权利与资源由谁来掌握的问题。而外国力量的介入,总是被外界视为其与政府力量的勾结,引起民间力量的警觉,成为政府力量与民间力量进一步对立的催化剂,政府的“媚外”形象已经在民众心中定格。围绕西潼铁路的可以看到,现代化事业中掺杂着错综复杂的纠葛,映射出社会转型的实态,社会控制机制的失效,各方的蜕变和离心倾向,现代因素的增长,使得清廷统治潜存着权利与利益之间结构性裂变的深刻危机,脆弱而孤立的清廷无力应对这些困境与转变,只能是奄奄待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