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确立至今发生的4次独立董事辞职高潮刻画了独立董事频繁且集中的辞职局面,特别地,2021年末的辞职潮造就了独立董事辞职数量的新高,这再一次引起了实业界与学术界对独立董事的关注。并且,由于很大一部分独立董事的辞职原因表述模糊,造成独立董事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投资者更加倾向于对企业的经营状况进行负面猜测,导致上市公司股价多次波动,这不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市场的平稳运行与中小股东利益的持续保障。为了避免形势恶化,根据当前形势寻找独立董事辞职的深层诱因刻不容缓。已有研究将这些模糊原因归结为独立董事首先从企业内部获悉的风险因素,但唐清泉和罗党论（2007）表示,并非所有独立董事在面临这些风险时均会选择辞职,因此有必要探讨外部因素的冲击是否会对独立董事的辞职行为产生影响。进一步地,独立董事的履职情况受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方面的影响,而履职情况可能直接影响独立董事的辞职选择;因此,如果外部因素能够对独立董事的辞职行为产生影响,那么这很可能通过影响独立董事的主观履职态度或客观履职处境来实现。鉴于监管问询具备外部性与权威性,因此,本文从以监管问询为代表的外部因素切入,并遵循“监管问询影响独立董事履职处境和个人声誉,进而影响独立董事辞职”的研究路径,探讨独立董事辞职的其他原因。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声誉理论以及“多元无知”的认知心理学效应,构建监管问询与独立董事辞职的实证模型。首先,探究了监管问询对独立董事辞职行为的直接影响。其次,从内生性测试、排除替代性解释、扩大收函区间、替换关键变量等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测试。进一步地,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独立董事履职处境和独立董事个人声誉在上述影响中的中介作用。之后,考察了监管问询对独立董事辞职的作用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内外部环境、行业特征、问询函件类别、独立董事背景特征下的异质性表现。最后,本文利用事件研究法对独立董事辞职前后的短期市场反应和企业长期超额收益率的变化情况进行观察,探究了独立董事的辞职行为是否具有信息含量。通过对2013-2021年全部上市公司-年度观测值进行回归,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监管问询能够促使独立董事辞职,并且这种辞职是基于模糊原因的辞职行为。（2）在变换了关键变量,考虑了反向因果、遗漏变量、样本选择性偏差的内生性问题以及替代性解释的影响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3）监管问询对独立董事辞职的作用能够通过增加企业面临的违规处罚风险、诉讼风险和降低独立董事个人声誉等机制实现。（4）监管问询对独立董事辞职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外部治理环境较差和较好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而这种影响主要存在于信息环境较差、面临的法制环境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中。（5）监管问询对独立董事辞职的影响同时显著存在于强干预性企业和非强干预性企业中。进一步地,在排除了 2013年的政策影响之后,上述影响的程度在强干预性企业中有所下降。（6）企业收到财务报告问询函件、关注函和监管函会明显增加独立董事辞职的可能性,而这种现象不显著存在于收到重组类问询函件和定期报告类问询函件的企业中。此外,监管问询能够促使具备财务背景、法律背景和学术背景的独立董事辞职,而对具备金融背景的独立董事辞职没有明显作用。在考虑了问询函件的长度、负面语气程度、详细程度以及问题特征之后,本文发现,问询函件的性质越严重,企业中独立董事辞职的可能性越大。（7）经过对独立董事辞职事件的短期窗口和长期窗口的企业超额收益率进行观察,基本可以认为,独立董事的辞职行为能够传递出企业经营状况不佳等信号,即独立董事的辞职是具有信息含量的。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已有研究主要考察了风险因素对独立董事辞职的影响,将研究视角集中于企业内部信息的影响上,而鲜有学者针对外部因素的冲击进行探讨。本文以监管问询为代表的外部因素为切入点,研究结论拓展了独立董事辞职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同时丰富了监管问询与企业中个体行为关系的相关研究。第二,研究结论丰富了具体因素对独立董事辞职影响的机制解释。已有文献着重探讨独立董事辞职的直接原因,而鲜有学者对其中的机制进行深入分析。本文的研究结论显示,监管问询对独立董事辞职的作用能够通过影响独立董事的履职处境和个人声誉等机制实现,这也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监管问询作用机理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