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岸信托因其高度的资产类型包容性、隐密性、权利配置灵活性、法律规范完善在诸多信托类型中脱颖而出,得到了世界各国高净值人士的青睐。然而必须明确的是,如果离岸信托委托人滥用离岸信托,借助其风险隔离和资产保全功能逃避债务,就必须面对信托外部第三人为救济自身权利而对离岸信托效力及信托财产独立性发起的挑战。由于离岸信托架构通常是跨法域存在的,在离岸信托外部第三人与信托委托人就离岸信托财产产生诉争的情况下,各法域关于离岸信托的管辖权依据差异、法律冲突以及法律适用规范差异就成为了诉讼双方必须面临的基础性问题。由于离岸司法管辖区通常会对管辖权依据作出饱和式的立法规定,且离岸信托连结点多并易变动,外部第三人的权利救济之途首先要解决如何在各法域的管辖权冲突中选择最有利于己方的裁判地。此外,外部第三人必须明确其诉求能否实现根本上取决于裁判法院会选择哪国信托立法作为衡量离岸信托效力以及信托财产独立性的准据法。其中,英美法系的传统信托国家在认定信托效力以及信托财产独立性时,坚持信托设立委托人退出的立场;大陆法系受“一物一权”观念的影响,通常在信托立法中允许委托人在信托设立后保留特定的监督权和救济权;离岸司法管辖区则认可委托人保留信托财产管理权和分配权基础上的信托财产独立地位。作为指引离岸信托准据法的桥梁,各法域的信托法律适用规范并不完全一致。虽然《海牙信托公约》确立的信托法律适用基本规则直接或间接地被公约缔约国和非缔约国接受,但关于信托法律适用的具体规则,目前国际上并未达成共识。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确立的信托法律适用规范与《海牙信托公约》以及离岸司法管辖区普遍适用的信托法律适用规范,三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结合上述的管辖权冲突,直接决定离岸信托准据法,进而决定外部第三人的债权诉求能否得到法院支持。在我国有愈来愈多的高净值人士选择设立离岸信托的情况下,未来离岸信托与我国信托法以及涉外信托法律适用规范产生关联的可能性有增无减。因此,我国有必要从立法和司法的角度完善我国涉外信托法律适用制度,为离岸信托外部第三人能够更便利地在我国法院维护自身权益做好充分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