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构成、立法价值、证明责任及在司法适用中的自首、共同犯罪等问题,自1997年《刑法》颁布以来,就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具体规定在刑法第395条第1款。国内外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论述、研究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该罪在立法上的缺陷及完善研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司法实践、司法适用程序、配套制度上存在缺陷。国内多数学者建议保留该罪,进行立法完善及相关配套制度构建；有的认为近年来的司法实践证明,由于法律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仅作概括性规定,司法机关在认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时面临种种困境,尤其是取证难,法律的规定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甚至成为腐败分子的避风港。本文着眼于国内的立法、司法现状,学习国外相关立法经验,对该罪的犯罪构成、量刑幅度、制度完善、立法突破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建议在法定刑的设置和罪状表述上调整本罪的量刑幅度,提高法定刑幅度；通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解析、现实困境及其探析提出相关制度和立法方面的突破。建议建立健全银行等金融监管机制、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提高法定刑幅度。我国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早出现在《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它的立法背景是在我国进行了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以后,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但由于法律等制度滞后,也暴露了种种弊端。少数干部贪污腐化,八小时之外生活糜烂,包养情妇,参与赌博,他们的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有的犯罪嫌疑人经过纪委、检察机关调查后,也查不清其财产的真实来源。人民群众对这种腐败现象亦恨之入骨,流露出不满情绪。党的高层领导及全国人大等中央机关对此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也要想办法尽快解决这一问题。1988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在单行法律文件中增加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1997年《刑法》修正时将我国单行刑法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予以吸纳。2008年12月22日再次提请立法机关审议刑法修正案,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七)》,加大了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惩治力度,将最高刑期限由5年增加到10年。在巨额财产来源罪的犯罪构成的要件中,犯罪主体应适当扩大,犯罪客体宜为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主观方面是故意,客观方面是犯罪主体拒不说明财产来源的行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实践中的困境主要包括：量刑的立法缺陷、立案数额起点偏高、检察机关取证困难等。文章研究了域外相关规定并进行了有益的借鉴。分别以设有前置配套法规的国家和直接制定反贪类立法的国家为例,介绍了域外的关于非法拥有巨额来源不明财产的处理规定和不同的处理模式。我国应借鉴的东西有：建立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独立的发挥作用,建议立法机关制定《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我国现存的零散的申报规定已明显不能适应现在的发展,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缺乏有效执行性,所以对于现有的财产申报规定进行修正,亟须制定《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我国金融部门已建立的资金交易报告制,强烈建议立法机关写进有关银行管理法。如何在立法上完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缺陷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应扩大犯罪主体范围,规定本罪的主体等同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并且将与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或者其他关系密切人规定为犯罪主体；建议提高法定刑幅度,增强威慑力；限定“说明”时间,提高司法效率。在配套制度的构建上要进一步改进。完善前置制度,加强刑事政策一体化。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化的进程加快,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也越来越引起理论界及司法界特别是检察机关的关注,立法上也应该日益完善。倍受争议的主要原因是缺少配套措施,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要在实践中大显身手,顺利的实施,就应该产生一整套与之相匹配的监控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的制度,这就涉及刑事政策一体化的问题。要切实建立金融监管机制,调动社会积极性,发挥监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