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粗放型增长模式导致中国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环境问题已成为中国继医疗、教育、住房后第四大社会关注的问题。严重的环境污染不仅带来巨大的治理成本,同时也对个体健康、居民幸福感和非道德行为带来影响。学术界广泛探究了环境污染对宏观经济发展、居民健康以及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但仍然缺乏对微观企业层面的研究。企业是社会经济增长的载体,同时也是吸纳劳动力的“大容器”,研究空气污染对不同企业的影响能为企业的长期持续发展提供合理的政策建议,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绿水青山”对企业发展的意义,为实现环境红利与经济红利提供微观企业层面的证据。此外,分析环境污染所引致的企业成本问题也有助于地方政府为环保政策的进一步优化提供理论依据,对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共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依据成本收益理论、劳动力迁移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围绕空气污染与企业行为变化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基于中国多个企业调查数据库和微观个体数据库,结合多种实证方法处理研究中的内生性问题,重点分析了空气污染对于企业高管薪酬、企业生产率和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并考察了不同的企业行为调整背后潜在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严重的空气污染会增加企业为高管支付的货币薪酬,提升企业的劳动成本。本文将微观企业数据与卫星提取的空气污染数据进行匹配,检验了空气污染对企业高管货币薪酬以及薪酬结构的影响,结果发现空气污染对高管货币薪酬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PM2.5排放浓度每增加1%,高管货币薪酬会上升0.198%,不同的空气污染物（AQI、SPD、SO2）均显著提升了上市企业高管的货币薪酬。考虑到高管薪酬的不同结构,本文还探究了空气污染对高管持有股票价值的影响,发现两者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异质性结果表明空气污染对国有企业、市场竞争激烈的企业和高污染型企业的高管薪酬的影响更大。此外,通过差异化分析,本文发现面对严重的空气污染,企业高管倾向于将其规避空气污染损害的费用转嫁进货币薪酬,且空气污染会提升高管的潜在离职率,这会增加企业招聘劳动力和培训新劳动力的成本,不利于企业长期有效的发展。通过这种倒逼机制,企业也有更大的动机增加高管的薪酬待遇以缓解人才流失问题。第二,严重的空气污染会降低企业生产率,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借助秦岭-淮河分界线以北冬季供暖政策带来的空气污染空间不连续性,有效分离出空气污染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反向因果关系,并通过断点回归方法考察了空气污染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空气污染会显著降低企业生产率,PM2.5每上升1%,企业生产率会下降0.692%,其他空气污染物(AQI、NO2、PM10和SO2)对企业生产率也存在类似的负面影响。此外,空气污染对企业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在非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市场竞争度较大的企业以及位于高污染行业的企业中更加明显。利用微观个体数据库和企业调查数据库,本文进一步检验了空气污染对企业生产率造成损失的潜在影响机制,发现空气污染可能通过增加人体健康风险、挤占研发资金、引发资源错配、减少劳动力供给等渠道降低企业的生产率。本文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揭示了当前环境治理的迫切性,并为企业如何提高竞争力提供新的思路。最后,严重的空气污染会增加企业慈善捐赠,可能会造成企业内资源错配。本文将逆温系数作为空气污染的工具变量处理研究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采用2SLS的方法考察了空气污染对不同维度的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并识别了不同类型企业捐赠背后的动机。研究表明,空气污染对企业绝对捐赠水平、相对捐赠水平和捐赠意愿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面对空气污染的负面冲击,高污染型企业更有可能出于广告宣传动机以获得更多的产品销售利润而进行捐赠,而低污染型企业则更有可能出于纯粹的利他动机而进行捐赠。本研究为政府客观看待环境成本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审视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