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及形象学为理论基础，深入探讨日本人接受汉学的情况以及汉学造诣很深的日本近代作家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在日本还是小国家群体的时代、也就是还未成立古代统一国家之前，就与当时中国的各个王朝进行交流，输入他们的文化，并要求中国承认自己政权的正绕性。其结果是：在日本古代知识阶层中间产生了对中华文化、汉学、华人、汉民族王朝的尊敬，甚至是崇拜这一现象。这与后来的贵族政权和武士政权时期基本上是一样的。特别是江户时期日本汉学迎来了鼎盛期，作为文艺体裁的“汉诗”也占据了极高的地位。另外，因为海禁政策，当时日本人不能亲眼目睹现实的中国，他们只是通过书本的知识而形成的中国印象，是非常理想化的。这甚至影响到明治以后日本知识分子对中国的认识。不过，由于江户末期被派遣到上海的“千岁丸”带回了一些有关现实中国的信息，这时中国的现实才被—部分知识分子所了解。日本进入明治时代以后，由于“开化政策”和在课堂上采用了西学，汉学的地位在学术上急剧下降。但是，在高等教育方面，由于用西方的方法来重新研究汉学，这样一来，带来了汉学的复兴。随着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确立了汉学在近代日本思想上的存在价值。另外，在过去与汉学有关的学术研究当中，因采用西学的方法而面目—新的“东洋史”，否定此前的传统的儒学研究，进而用“合理”、“客观”这一西方的学术观点来看中国。其结果是：他们把当时的中国社会看成是落后的，并且这一看法已成为他们的共识。甲午战争以后，除了东洋史学家以外的汉学研究家以及一般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对中国持有了双重认识。—种认识是古代典籍中应该尊敬的中国，还有—种认识就是作为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高度融合而发展的日本应该指导和改良中国这一认识。代表着近现代日本的汉学研究家，如内藤湖南、服部宇之吉、吉川幸次郎等皆持有此种认识。总之，凡是像日本是“先进”、“理性”，反之，中国是“落后”、“非理性”的这一二元对立的思想，皆可以称为日本式东方学。作家当中，特别是对汉学造诣很深的作家也有这种倾向。其中只有夏目漱石，由于他的汉学素养已经融入到他的血液当中以及他在留学英国时培养的对西方文明的批判能力，所以他能够超越西方对东方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观点。但是，夏目漱石以后，无论是代表“支那趣味”的作家芥川龙之介还是佐藤春夫，都难逃脱通过古代典籍来看中国的欲望。其结果是：他们一方面想在现实的中国当中寻找“幻想”的中国，另一方面又强烈地批判远离他们理想的现实的中国。芥川龙之介后来对社会主义具有了浓厚的兴趣，但是，佐藤春夫却相反，走向国粹主义，最后甚至鼓吹侵略中国。综上所述，日本人接受汉学可以分为两个过程。首先是基于“尊敬”的无条件的接受古典典籍，这一时期到江户时代末期便结束了。第二个过程是进入明治时代以后，汉学成为①科学研究的对象、②辅弼天皇主义的思想、③“幻想中的中国”的依据。而且这些观点促成了日本对中国实施殖民化的东方学话语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