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农业是河套地区的支柱产业,水利是农业兴衰的关键,水政则决定着水利的盛衰。作为水政载体的水利机构,在民国时期(1912-1946年)随着政权频繁的更替而不断发生变化。总的来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河套水利整体呈现废弛状态,在水利机构方面的表现就是组织不断发生变革。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统治地位的确立后,绥远省政局渐趋稳定,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励精图治,河套水利呈现发展趋势,水利机构也趋于稳定和完善。与水政机构相配套的水利制度,随着机构的演进发生变化。民国建立到1928年,由于战争不断,社会动荡,水利制度多是为了适应职掌水政的当权者利益服务,时废时改,形同虚设者居多。1928年以后,政局逐渐稳定,水利制度的制定渐趋完备,促进了水利事业的发展。抗战爆发后,水政运转停止,后随着水利主管机构的重新建立,中央政府颁布了全国性的水利法,河套灌区的水利制度在新形势下得到了更新和完善。在不同时期,河套灌区水政的发展,对水利经营管理的整体运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灌区渠务的管理,及以地亩丈青为基础,征收、使用的水政运营经费上。此外,由于现代水利技术的引入,传统水利勘测技术,在水利管理中发挥的作用逐渐被取代。民国时期(1912-1946年),河套水政的曲折发展,对河套灌区的水利事业起了推动作用。但不可否认,其中也存在着弊端,内部是固有的水权与地权相交织、水利管理不能和谐统一;外部是政局不稳、各派势力损公肥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