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激流巨变的晚清社会,政治变革无疑是最醒目的时代主题之一,社会各阶级,特别是士大夫阶层竞相提出改革主张,助推着政治变革的起伏跌宕和晚清社会的剧烈变迁。崛起于光绪初年的清流,其主要活动时期几乎与晚清政治变革相始终,而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思想文化观念又对晚清政治变革产生了极大影响,所以研究清流与晚清政治变革,不仅对深入理解晚清社会的变迁,政治变革的性质、发展脉络和社会影响大有助益,而且对当今社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清流”称号所表征的内涵,与以它为名的群体所进行的具体的政治活动相联系,并在特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发生作用。作为与“浊流”的对应语,“清流”是由儒家伦理道德所标尺的理想士大夫形象,并作为观念在儒家士大夫中间延续着。但“清流”并非仅作为观念而存在,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一些士大夫以儒家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原则相号召,以“清流”为名,形成政治集团,提出一致的政治主张。联系“清流”的行为方式——“清议”,“清流”作为政治派别最早出现在东汉末年。东汉末年的“太学生”、唐末“清流”、南宋的抵抗派、明末的“东林党”其实都是政治集团,是实际意义上的“清流党”。而时至晚清,由于受社会性质的影响,清流又有着与前代清流不尽相似的特点,他们不仅有捍卫传统的一面,又在“西学”的冲击下,有着变通“中学”,以适应时代发展的一面。晚清时期的“清流”,经时人和后来一些小说家、掌故家的有意夸谈和热炒,概念变得非常模糊,称呼五花八门,具体人数谁也说不清楚,当时凡是负气敢谏,而操守尚可的官员,就有可能被贴上“清流”的标签。尽管众说纷纭,言人人殊,但对清流的兴起时间、活动方式、主要代表、首领人物、前后分期等基本情况又大致认同。至于晚清清流兴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当时言论比较开放,政治环境较为宽松,但也与宫廷权争和朝臣党争有一定的关系。他们是权力斗争的工具,但又在政治斗争的夹缝里鼓荡声势,成为晚清时期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清流以名节相标榜,评议朝政,臧否人物,凌厉无比,在对外关系方面,一味强硬,积极主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当时的政治走向。清流作为一股政治势力,叱咤于晚清政坛,无疑对当时风起云涌的政治变革产生影响,但他们的改革主张很大程度上由其思想倾向所决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经科举而入仕途,是传统文化的饱学之士,自然也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经世思想,所以他们有着求通务实的思想品格和济世安民的社会责任感。然而,他们毕竟久受传统思想的浸染,秉承了忠君卫道的传统理念,所以又习惯于立足于传统的治国之道,从传统治术中寻求“医世药方”。既求通务实,又忠君卫道,清流这一身两性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在晚清政治变革的大潮中,思想始终处于矛盾、对冲的胶着状态。晚清的政治变革实际上是一场学习西方的运动,而“师夷”思潮缘起于一败再败于西方,当这一思潮广泛流布,并逐渐被洋务派付诸实践之时,散发着浓浓士大夫气息的清流仍然死守传统文化的阵地,依据孔孟之道来回应西学的逼迫。抱着严“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清流在初兴时期以保守的姿态出现,把洋务派学习西方看成是“师事夷人”之举而痛加鞑伐。大致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对西学认识的加深,尤其是一些清流骨干外放地方任职之后,在实际事务中痛感传统的一套不敷实用,他们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把目光投向洋务。在他们看来,器物层面的西化可以被纳入他们崇奉的儒学体系中,作为“术用”的补充,与他们恪守的儒家之道并行不悖,所以主张在“道”不变的前提下,有选择地学习西方的“器”,从而提出广泛的洋务军事、经济和教育思想。清流主张学习西方,与洋务派有着许多共识,但两派的分歧仍然很大,清流不满洋务事业腐败丛生、效率低下,常常对其大肆攻讦,尤其是洋务派的对外妥协外交政策,引起清流的强烈不满,时常遭到他们的诟病。甲午战争之后,受空前民族危机的刺激,要求变法图强的呼声汇成山呼海啸之势,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文化,不再被视为“师事夷人”之举,而被看成救时之方,这一点得到当时士大夫们的普遍认同。在呼吁政治变革的巨大声浪中,出于图强御侮的现实考虑,清流主张变法,并提出许多切中时弊的改革方案,有些甚至触及制度的边缘。为了推动政治变革的顺利进行,清流引主张变革的激进者维新派为同道,对其大力荐举、保护,并与之合作,两者在兼容牵动中推动着改革的发展,但由于两派的思想文化观始终存在着很大差距,清流把变法控制在封建根本政治制度所能容纳的范围之内,不能接受维新派过激的变法主张。在改革的进程和内容方面,维新派主张“全变”、“速变”,而清流却是建议“渐变”、“小变”,对康有为提出的“伪经改制”又深为不满,所以两派逐渐出现分歧。于是清流一改原来对维新派支持的态度,转而反对康、梁等维新派代表人物在变革上的一些举措。清流簇拥在光绪帝周围,本想通过变法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权,与以慈禧为首的后党集团争衡,但由于实力的悬殊,结果他们被后党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一一剪除。然而清流并非如守旧派一样,死抱传统不放,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随着对西学认识的加深,他们开始了由守“道”到变“道”的嬗变。张之洞、张謇这两位清流的主要代表人物,分别在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时期,思想和身份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无论怎样变,都是作为清流在思想上的延伸和身份上的交叉。他们在“清末新政”时期极其活跃,其变革主张表现出与以前不同的特点。遭庚子之役的重创后,清廷发布改革上谕,“清末新政”就是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拉开了序幕。一向持重练达的张之洞,经过一番频繁的函电往来后,窥测出朝廷变法的真实用意,招募一批清流人士拟写奏折,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衔上《江楚会奏改革三折》。“三折”在变通科举、用人行政、司法制度和经济法规等方面,已经涉及到体制本身的改革,但基本上仍是《劝学篇》的翻版,重弹“中体西用”的老调。而一向以“平生万事居人后”的张謇,在1903年从日本游历归国之后,思想发生很大变化,认识到非立宪不能救国,开始积极投身于宪政运动,成为立宪派的主要代表。但因清政府缺乏立宪的诚心,立宪运动最后无果而终。总之,清流士大夫感于民族危机的严重,从自己的思想认识出发,主张政治变革,而其本身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政治变革思想独具特色。清流提倡政治变革的动机是要图强御侮,但是最终没有达到目的,分析其中原因,可为我们提供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