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师说》是黄宗羲自以为识得其师说的要旨、并用来阐发“师意”的著作。它表面上是“述”刘宗周之志,实是阐发黄宗羲本人之“作”。以“气”释孟是该书的特点,突出体现黄宗羲心学的“气学视野”。基于此,通过对《孟子师说》中“气”论思想的分析,探索黄宗羲融合“气学”与“心学”的思想趋向,对明代心学末流的演变以及明末清初哲学思想的转型问题都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黄宗羲早年兵戈戎马,晚年侧身儒林,遍览群书之后才落笔著孟,《孟子师说》是他一生思想集中体现。正是因为黄宗羲处在学术与社会都在变化的阶段,所以《孟子师说》带有“两栖性”。既突出了传统理学对理气性心的关注,又将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代入其中。既有“代师立言”,“代圣立说”的诠释追求,又有“自说自言”的诠释目的。黄宗羲在《孟子师说》中借助“气”论阐明“仁义与事功合一”的思想。在黄宗羲看来“气”兼具形上形下,就形上而言,“气”有创生性、融合性、道德性三种。首先、黄宗羲认为盈天地之间无非一气而已,气具有生化万物的属性。其次、“气”兼容理气性心。黄宗羲延续心学中“心即性”、“心即理”的思路,将理气性心更为彻底的圆融在一起。最后、“气”具有道德性,黄宗羲认为“生物之心为仁也”,气化流行之下万物化生的过程便称“仁”之显现。“心”继续延续了“生生”的特质,将善性生发出来。由此完成了“盈天地皆气”到“盈天地皆心”的转化。就形下而言,黄宗羲以将“气”下落到世俗世界中,首先承认自然本性的合理化,将求得仁义这一行为也归到事功的范围之中,调节仁义与功利之间的紧张关系。其次将气化流行落到实处,因为在黄宗羲那里“气”不仅是自然之气,更是精神之气,能够“直养而无害,塞于天地间。”最后借助“气”无限的时间性、广阔的延展性、暗含的主宰性突出史学地位。“气”与史学遥相呼应,史学在时空上的跨度是黄宗羲“气”论时间性和延展性的体现,一本而万殊的史学观上是黄宗羲“气”论中理气关系的体现。总之,黄宗羲气一元论的哲学观涵盖形上形下、主宰与流行、仁义与事功、本体与工夫,在“气”论视域下实现了“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圆融局面。黄宗羲“气”论思想虽然有进步意义,但还是没有逃脱“气”论本身的局限,存在一些难以自洽的短板,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处于明清之际的儒学家总是怀揣着对学术的反省以及救世的情怀,黄宗羲便是其中呼声最高的一位。他对理学的批判一定程度上对明末清初的学术走向有着不可小觑的重要意义。黄宗羲对宋明以来的学术演变,不仅保持着实践立场上的批判,而且对儒学的发展有着史学化自觉意识。正是在这种学术思路下,黄宗羲认为明代心学是宋代理学内向化的延伸,学术的发展始终保持着一种“断裂中的连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