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引导和规范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行为,我国证监会于2004年、2006年、2008年、2013年循序渐进地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行为进行约束。这些监管政策根据其具体监管措施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半强制现金分红监管政策”实施阶段(施行将上市公司“再融资资格与现金分红行为相挂钩”的半强制监管措施)和“差异化现金分红监管政策”实施阶段(施行直接规定不同类型上市公司最低现金分红比例的全面监管措施)。现金分红监管政策的出台作为行政干预的手段之一无疑会对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决策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因监管政策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股利代理理论认为现金股利分配对过度投资具有治理作用,因此探讨不同现金分红监管政策下股利分配对过度投资的治理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研究两种现金分红监管政策下股利分配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治理作用,探索有益于现金股利对过度投资治理作用发挥的监管政策。研究中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分别对以下问题进行了有步骤的研究:(1)不同现金分红监管政策下现金股利分配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治理作用;(2)有无再融资需求对两类现金分红监管政策下股利分配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治理作用的影响。研究发现:(1)两种监管政策下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水平都与过度投资呈负相关,但两种政策下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的连续性对其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不同,半强制现金分红监管政策下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的连续性与其过度投资行为呈正相关。在半强制监管政策下,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次数越多,过度投资行为越严重。(2)对具有再融资需求的上市公司而言,股利分配对过度投资的治理作用在差异化现金分红监管政策下更有效;对不具有再融资需求的上市公司而言,股利分配对过度投资的治理作用在两种监管政策下均有效。本文的研究及其结论表明差异化现金分红监管政策更有利于现金股利对过度投资治理作用的发挥。差异化现金分红监管政策直接规定各类公司最低现金分红比例的全面监管措施在抑制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方面更为有效。本文的研究及其结论探索了政府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决策的干预是否能够推动现金股利对过度投资治理作用的发挥,有利于深化对股利代理成本理论的研究;同时,相关结论对于证券市场监管部门提高监管政策有效性,更好地引导公司完善现金分红机制,保护投资者利益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