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以移动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极速发展,并进一步衍生新业态、产生新模式,促使了各类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蓬勃发展。我国App在架规模和用户数量持续扩大,越来越成为个人信息保障的重要方面。移动互联网在大量释放信息生命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侵害用户个人信息的问题。所以,规范App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探索法律保护路径,已成为当前App个人信息保护的中心问题。App收集个人信息范围广泛,且处理信息的隐蔽性较强,加之收集信息的碎片化和即时性,构成了App处理个人信息的典型特征。这也决定了对App的治理有其特殊性,需要专门的法律规范指引信息处理行为。法律概念不仅影响法律适用的确定性,也影响到公众的行为预期,已有的定义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科学性,帮助司法实践和公众的自我约束。伴随着个人信息属性的不断公共化,个人控制和社会控制之间的张力持续扩大。本文介绍了几类典型的App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涵盖了个人信息处理的全周期。未经用户许可收集个人信息,或超范围收集用户信息是早期常见的侵权行为,在经过一系列的治理后有了很大的改善。App利用算法实施大数据“杀熟”的新闻早已屡见不鲜,且执法难度较高。近几年国内相继爆出App泄露用户信息的新闻,既有内部人员的买卖,还包括黑客的侵袭。不仅如此,用户面对的威胁还延伸到了信息删除和账号注销阶段。针对常见的侵权行为,有关部门开展了一系列整顿治理行动。治理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无法持续发力。《个人信息保护法》多处涉及App用户信息保护条款,总的来说,原则性内容偏多,灵活性有限。法律是从顶层设计对个人信息保护做出规范,因而还需要制定配套的更细化、更量化标准来保证法律可操作性。由于个人信息风险防控需求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行政监管角色定位也随之改变。《个人信息保护法》坚持多主体监管构架,国家网信办起到统筹监管的作用。监管主体、监管方式等这样的关键问题还未得到充分的解决,导致现实中权责交叉,执法冲突十分常见。文章第五部分是针对上述问题所提出的一些解决思路。在立法方面,提高隐私政策的合规性应成为立法重点之一。个人信息跨境流动成为数字贸易的发展趋势,但现行法律都没有规定安全评估需要考量的因素。作为App用户信息保护第一道防线,现行立法欠缺对手机应用商店义务的规定。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已确定行政监管体系的背景下,设置行政机关执法权力清单能够有效缓解执法冲突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个人信息保护行政监管制度的设想,即设立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门机关。与专门机关所匹配的是科学的执法措施和标准,文章主要介绍的是罚款。另外,实行联合执法是未来的执法趋势。个人信息权益的司法救济是个人信息保护链条上不可确实的一环,针对举证责任,本文提出个人信息侵权二元归责路径的构建思路。公益诉讼作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一大亮点,制度的建设需要今后的立法和司法解释进行细化。本文通过介绍个人信息目前面临的App威胁,揭示出规范App处理个人信息行为应获得足够的重视。同时,通过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有关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制度进行剖析,提出完善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