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大会召集权冲突的案例在许多国家都陆续出现,如日本早年发生过不同股东分别出于不同的目的召开股东大会,并且做出不同甚至是相反的股东会决议,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出现过股东与董事会为股东大会召集权争夺而引起的纷争,进而造成了双股大会的并行和决议内容完全相反的案例,例如2004年ST宏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效力纠纷案件。公司的参与者在治理公司的过程中,时刻处于博弈状态,都希望能够通过操纵股东大会而使自己的集团利益最大化,这就加剧了股东大会召集权冲突。而新公司的修订又为这种争夺批上了合法的外衣。目前的司法实践,主要是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纠纷,诉讼程序是一种事后解决机制,但该种纠纷的解决对时效的要求性颇强。本文试过比较诉讼程序和非诉讼程序,从股东大会召集权纠纷本身的特征出发,论证我国股东大会召集权纠纷非诉讼程序立法的必要性,并且通过对国外立法的借鉴,从而构建我国股东大会召集权纠纷的非诉讼程序。本文的主体部分大致可以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对股东大会召集权纠纷解决机制进行概述,笔者分别对股东大会召集权纠纷两种不同的解决机制进行论述——一种是目前我国的诉讼解决机制,另外一种是本文试图建立的非诉讼程序；第二部分,笔者试图通过剖析目前我国股东大会召集权纠纷解决的缺陷,从而论证建立我国股东大会召集权纠纷非诉讼程序建立的意义和必要性；第三部分,主要是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关于股东大会召集权纠纷进行考察,为我国该程序立法作出借鉴的同时,也充分说明我国建立股东大会召集权非诉讼程序是大势所趋；第四部分,笔者主要从机制设想和具体规则设计两方面来构建股东大会召集权纠纷的非诉讼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