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环境污染不断加剧,环境质量下滑较为严重,人们开始越来越关注环境污染治理问题。在过去相当长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的矛盾逐步加深,使得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著名经济学家戴维·N·韦尔(1992)(1)曾指出,“任何一个与时俱进的政府,都应该将由自然环境带来的收益投入到有利于自然环境修复及未来生产方面,以保证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开始运用经济手段治理环境污染。这个过程大致经历了“污染者付费阶段”、“保护生态阶段”和“全面发展”三个阶段(2),从最初对污染企业根据污染排放量收费到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环境税收体系和生态补偿制度,西方发达国家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在中国,人们迫切的期望经济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便进入了迅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阶段。2010年,我国的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但是这一令人振奋的成就背后是: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以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为代表的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就已经高居世界第一,化石能源消费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在近年先后达到世界第一(3),单位GDP的能源消费量我国不仅远远高于诸如美国、日本、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还高于印度、巴西等发展国家(4)。这些数字充分说明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建立在掠夺和败坏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基础之上的。各种直观的生态环境污染陆续地在我们的身边出现,并直接损害着我们的社会福利。例如普遍的水环境污染,雾霾等大气污染、生态退化和物种多样性减少等等,已经普遍引发了公众对于健康、生存以及可持续发展前景的忧虑,越来越多人开始反思,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发展道路所换来的巨大经济发展成就是否可取,资源、能源与环境能否能够继续支持经济发展。这对于现代化工业历史不到百年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巨大挑战。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2015年政府报告明确指出“环境污染是民生之患、民心之痛,要铁腕治理”,“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治理环境污染,将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到了必须治理的时刻,只有治理好环境污染问题,才能使得经济可持续发展;只有治理好环境污染问题才能改善环境质量,才能使人们真正的生活在“美丽中国”,最终增加人们的社会福利。治理环境污染需要有效的环境政策,环境政策本质上是国家为了消除或减轻环境外部不经济性而实行的各种制度安排、改进和创新,主要分为三类: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经济型环境政策和自愿型环境政策(1)。财税政策属于经济型环境政策,是治理环境污染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赋予了财政以“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特殊地位的历史背景下,如何使用财税政策来治理环境污染就显得非常具有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制定了相关的财税政策,这些财税政策在治理环境污染,保护环境,改善环境质量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由于时代变迁、经济发展及环境污染出现的新问题,导致现行的财税政策难以再为环境污染治理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本论文以“财税政策治理环境污染的动态博弈分析”为题目,从另一个视角出发,运用动态博弈的方法研究财税政策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内在机制,揭示财税政策对环境污染治理的推动效应,试图探索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得出相关结论,并提出有效治理环境污染的财税政策建议。本论文在开展研究时,紧紧围绕着财税政策能不能推动环境污染治理、财税政策如何促进环境污染治理、我国现行财税政策在治理污染的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及如何改进等三个核心问题展开讨论。首先,论文研究了环境污染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并以中国环境现状为例证明环境污染对国民社会福利的损害。其次,从理论上分析了财税政策治理环境污染的机制和原理,同时分析了我国现行环境相关的财税政策在治理环境污染过程中的贡献与不足。再次,在前面理论铺垫的基础上,为了模拟现实财税政策的实施对政府和污染排放企业的影响,论文尝试运用博弈论中的动态博弈理论,研究博弈主体政府和污染企业在环境财税政策实施过程如何相互博弈,影响环境污染治理。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与环境污染治理相关的财税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政策中的污染治理投资、转移支付和绿色采购政策;税务政策中的征税环境相关税、污染治理费和税收优惠。根据OECD的研究报告,证明补贴和税收(收费)是环境财政的主要政策工具,发现补贴和税收(收费)手段不仅实现了治理环境污染,保护环境资源的目标,还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1)。高尔德(Goulder)和施耐德(Schneider)(1999)(2)及费舍尔(Fischer)和纽韦尔(Newell)(2005)(3)通过对美国和欧洲国家环境政策的实证分析,得出“税收和补贴”两项政策对环境质量改善的效用最具代表性。本论文将根据OECD的研究报告观点,在高尔德(Goulder)等人有关税收和补贴的政策效果研究基础上,集中研究探索环境财税政策中税收(4)与补贴两个最为重要的变量工具在治理环境污染过程中的作用及对环境污染治理的相关影响,并找出影响税收和补贴的因素。同时,进一步分析了这些因素是如何通过影响税收和补贴,来影响环境污染治理的。最后,在以上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相关结论和环境污染治理的政策。根据上述思路,论文一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为导论,阐述了论文选题的背景,并通过文献综述说明了有关环境问题的研究现状,阐述了论文主要研究的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的方法,创新和不足等内容;第二章对环境财税政策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分析,对论文涉及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三章到第五章围绕着财税政策能不能促进环境污染治理进行分析论证,主要研究环境财税政策治理环境污染提高社会福利的机制原理;第六章、第七章围绕着财税政策如何促进环境污染治理进行分析论证,主要研究政府实施财税政策后,政府和污染企业在博弈过程中如何决策,其决策又是如何影响环境污染治理的问题;第八章则是结合研究得到的结论和我国现行财税政策在治理污染的过程中存在的不足,考虑如何进行改进并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通过研究分析,论文得出主要结论简要陈述如下:(1)政府对环境污染是否征税是有条件的,不能一概而论,条件不同时征税手段可能无效。通过模型分析,研究发现政府对环境污染征税的有效性受环境污染导致的社会损失和企业污染排放率的约束。虽然,我们在政府与污染企业之间的博弈中,找到了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即找到了最优环境税率使得政府和企业在动态博弈中同时实现两者追求的目标。但是值得指出的是模型求解出的最优税率是在单位环境污染损失和企业污染排放率两个因素的条件约束下得到的。当污染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污量较小,并且污染导致的社会损失较小时,政府对这类污染企业征税不会明显改善社会福利。此时,对企业污染征税对治理污染效果并不显著。当污染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污量大,或者排放的污染物导致的社会损失很高,如污染排放物造成较大的环境资源、人员健康损失等,亦或两者兼而有之时,对于这类污染性质的企业,政府通过对污染征税来调节污染排放量,治理污染是无效的。因为企业为了追求利润不会减少生产、不会放弃排放污染,并且政府对污染企业征税所得难以弥补企业污染环境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此时只能用其他诸如法律、行政的手段进行强制污染治理才是较为合适的政策。(2)税收优惠政策在治理环境污染中效果可能并不显著。当政府给予污染排放量与产品产量相关的企业税收优惠时,会使得污染企业产量增加,并导致该类产品的市场价格下降,进而增加企业利润和消费者福利。但是,却不能真正增加全社会的福利,因为企业产量的增加伴随而来的是污染排放量的增加,前面税收优惠增加的福利刚好被环境污染导致的福利损失抵消掉。所以政府应该谨慎使用税收优惠政策,如果使用,也要测重给予采纳绿色先进治污技术的企业行为进行优惠。(3)当政府对污染征税后,在采用绿色技术成本低于缴纳税收成本时,无论企业的竞争对手是否采用先进的治污技术,企业自身都会积极采用绿色先进的治污技术。因为企业率先采用绿色先进的治污技术,会降低企业的排污量,从而降低税收成本并获得超额利润,直到竞争企业也采用同样的治污技术。如果政府不对污染征税,则竞争企业之间根本没有采用绿色先进技术的动力。(4)政府给予企业的补贴效用取决于企业环境污染治理的成本、收益是否与其污染排放量一致,而企业环境污染治理的成本、收益是否与其污染排放量一致又和污染物的排放、污染性质相关。针对收益成本与排放量不一致的污染物,补贴政策可能会失效。(5)中央政府污染治理目标和地方政府福利最大化目标可能存在难以兼顾的矛盾。中央政府应该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制定尽可能合理的污染治理目标。并且,中央政府在给予地方政府转移支付时,应该充分考虑向污染治理困难的地区进行合理适当的倾斜,以减缓中央行政命令制定的污染治理目标给地方带来的经济扭曲。最后论文根据研究结论和我国现行环境财税政策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相关政策建议,这些政策建议主要包括完善财政、税收政策及其他政策治理环境污染。其中财税政策涉及到财政支出、转移支付、绿色采购、税收立法、绿化现行环境相关税种、开征环境税以及税收优惠等方面的内容。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本文对中国环境财税政策的实施状况进行了研究,探索了政府(中央与地方)与企业围绕着环境税收及财政补贴展开的博弈,和博弈对环境污染治理的效应,并给出一定的政策和改革建议,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为制定有效的环境保护政策和选择科学的环境污染治理财税政策工具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参考价值。